有人這樣評價已落地7個多月的“雙減”政策：終結了愈演愈烈的校外補課競賽。

“雙減”政策的實施最高效地遏止了校外培訓在資本作用下的瘋狂擴張以及培訓焦慮的蔓延。前不久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原來的12.4萬個義務教育階段線下學科類培訓機構已經壓減到9728個，壓減率為92.14%；原來的263個線上校外培訓機構也壓縮到34個，壓減率為87.07%。

中央“雙減”政策明確提出，要“構建教育良好生態”“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當“雙減”的階段性目標完成后，重構良好教育生態將成為“雙減”落實工作的重中之重了。

學校教育將如何“提質增效”、家長的焦慮能否真正緩解、良好的教育生態如何構建等深層次的問題成了社會，也是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們關注的焦點。

學生回歸校園后，對學校最大的考驗是什么？

當然是學校的教育質量。“家長放不放心、學生愿意不愿意，要看學校能不能讓學生在校內就學足學好。”北京市海淀區教師進修學校校長羅濱在一次研討會上說，“要滿足學生和家長的需求，學校必須從國家課程、課后服務、課堂學習和課下作業等多角度整體考慮學校教育的供給結構、內容結構。而其中第一個要提升的就是學校的教學管理。”

學校教學管理涉及學校教育教學的方方面面，看似宏觀，其實也很具體，比如教學計劃最終會具體為一張張小小的課表。

很多一線校長也有類似的看法。

“‘雙減’落實的好不好關鍵還要看課表。”北京市海淀區一個知名小學的校長說，以前學校的課表不包括下午“三點半”之后的內容，而“雙減”之后就得重新規劃。

這位校長的話看似簡單，道理卻不簡單。“雙減”之后，要“提質增效”的學校，將面臨從宏觀到微觀一系列深層次的變革。

“其實課后服務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是單純地增加一個看管的時間段，而是整個校內教育供給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北京市教委新聞發言人李奕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因此必須要提高課后服務的適切性和針對性，一定要跟下午3點之前的教育教學內容進行有機銜接和整體設計。

這對所有學校來說都是一種挑戰。

北京市某中學的一名年級組長說：“以前排課表是一件挺簡單的事，復制粘貼，再把個別有變動的老師調整一下就可以了，現在不行了，不僅要兼顧‘三點半’之前，還要兼顧‘三點半’之后，不僅要考慮老師是教什么課程的，還要考慮每個老師還有什么其他特長，同時要兼顧每個老師的工作量……”

“而且‘三點半’之后的課程不一定只開設在一個年級內，還可能是幾個年級的學生混在一起，是混齡教育。”羅濱說。

當學生在學校的學習不僅要穿越班級、年級的界限，甚至是穿越學科的界限時，學校必須對教育教學進行重新的規劃，打破多年來形成的慣性思維，對學校管理、教學管理進行重構。

正如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河源市龍川縣田家炳中學校長李舒強所說的，這是一場育人方式的變革，學校不能再追求教師在課內的“教足教好”，而是要追求學生在校園內如何能“學足學好”，同時還要讓有著各種需求的學生都能“吃得飽”。

作業，是每一名中小學老師幾乎每天都要面對的一件事。

不過，在羅濱看來，這些年來作業卻成了教師們“最熟悉的陌生朋友”。“老師們每天講課的內容都有課件，但是‘作業’那一欄里通常是簡單的‘P15-P18’，有的干脆在教學設計里直接寫上‘作業略’。”羅濱說。

記者通過梳理發現，中央“雙減”政策中明確提出要發揮作業診斷、鞏固、學情分析等功能，同時提出要將作業設計納入教研體系，系統設計符合年齡特點和學習規律、體現素質教育導向的基礎性作業。鼓勵布置分層、彈性和個性化作業，堅決克服機械、無效作業，杜絕重復性、懲罰性作業。

在“雙減”政策的頂層設計中，作業不再是簡單的重復演算、抄抄寫寫，甚至題海戰術，而是學校教研的一部分。

正如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謝家灣學校校長劉希婭不久前在全國兩會“代表通道”上所說的那樣，“給孩子們提供的每一道題、每一份教學設計都經過精心論證，讓專業而扎實的校本教研，成為減負與提質之間的重要杠桿。”

目前，這個“杠桿”依然是薄弱環節。有些地方和學校還出現了研究性作業“走過場”的現象。

“這個寒假，英語老師讓我們自己導演、拍攝一段廣告，可以跟學科內容有關，也可以跟中國傳統文化有關，我們都很喜歡這個作業，拍攝完的同學就在群里曬出來，互相啟發，有的人會再修改、再重新拍攝。”北京市某中學的董依依（化名）說。

在同學們的啟發下，董依依拍攝了兩條廣告，一條關于春節民俗，一條是一本小說的推薦。

“不過，開學這么長時間了，英語課上過很多次了，老師從來沒有提到過這項作業，我們交上去的視頻也‘石沉大海’了。”董依依說。

近些年，中高考改革讓越來越多的學校意識到了對學生運用知識能力的培養，也嘗試著設計出了一些研究性作業，但是很多教師還只停留在“作業布置下去就完了”的思維中，沒有通過作業分析學情的意識，久而久之，學生對這類作業也就不重視了，甚至有些作業成了家長的負擔。

“現在，實踐性、長周期的作業少的狀況普遍存在”，羅濱說，“好不容易有了長周期的作業，結果一些老師的批改和反饋不夠，對作業結果的使用也不當。”

這反映出當前學校教育改革中的一個錯位：不少學校在課堂教學環節已經做了很多研究和探索，從以教師的“教”為主轉變為學生的“學”為主，但是在作業環節，“教師仍然習慣于應試導向下的反復練習。”全國政協委員、江西師范大學校長梅國平說。

老師們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與社會發展研究院不久前剛剛完成的全國“雙減”成效調查報告顯示，近五成教師存在著作業設計方面的困惑與困難，比如，“作業素材與相關資源不夠”和“設計分層、彈性、個性化作業的能力不強”等。

參與該項調查的專家表示，要提升教師作業設計能力，除了將作業設計納入地方教研體系和教師教研規劃外，還要對教師開展作業設計的專項培訓，并利用各級中小學智慧教育平臺，匯聚共享優質作業資源，提高教師分層、個性作業設計與評價能力。

學校正在行動，部分家長卻還在搖擺。

劉娜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雙減”一代家長，“雙減”政策出臺后，她的女兒正好上小學一年級。

沒有家庭作業、沒有一次次的考試，考試后也沒有排名……

看著女兒的學生生涯在快樂中開啟了，經過應試教育“洗禮”的劉娜多少有些不習慣。不過，真讓劉娜感到“扎心”的是一次“隨堂練”。

一共30道題的“練習”，孩子錯了14道。“我感覺自己就像‘拆盲盒’，真不知道她哪天會拿回來一個什么樣的成績。”劉娜說。

劉娜不準備就這么等下去了，她要給女兒找老師了。“我們的日常工作，領導給布置了任務，你就知道了自己的KPI（企業一種目標式量化管理指標——記者注），有了KPI咱們就可以照著目標努力了。”劉娜說，“現在沒有作業、沒有考試、沒有分數，我難道必須等到中高考再著急嗎？”

伴隨著家長的焦慮，一些隱形變異的培訓班正在暗中生長著。

“我們有個屏蔽了老師的全年級的家長群，群聊中非常重要的一塊內容就是‘攢班’，家長們有的拉來了曾經課外班的老師，有的家長甚至說能請來某某學校的在職老師。”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長對記者說，家長們在群里聊“攢班”的事也很謹慎，往往在群里只是簡單發一個信息，有意向的家長們會迅速組建小群“私聊”。

前不久，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相關負責人介紹，現在確實出現了學科類校外培訓由“地上”轉入“地下”的情況，這類培訓以“高端家政”“眾籌私教”“游學研學”等隱形變異的形式存在于樓宇中、居民區里。教育部將治理隱形變異作為重點工作之一，去年各地共發現查處隱形變異違規培訓問題2200多項，今年寒假共查處以“一對一”等方式違規開展培訓行為1042人次。

其實，家長們也想改變。

“我們在調查當中發現，87.1%的家長迫切地想提高自身的家庭教育素養，82.5%的家長在家庭教育當中遇到各種困難，希望得到指導和幫助。”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張志勇說，當前必須全面提高家庭教育素養，因為，構建良好的教育生態，家校社協同育人，家庭教育是關鍵。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科技教育委員會副主任胡衛則認為，要轉變家長的觀念，最重要的是學校扭轉原來不科學的評價制度，不能只看學生的考試分數，要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要有一個綜合評價。

在這個基礎上面要幫助家長重新建構一個評價孩子的“參考系”。

胡衛認為，現在家長們評價孩子時的坐標系是建立在“鄰里間”的，常說的一句話是：“看看XXX家的孩子”，鄰居家的孩子如果補了三門課，自己家孩子也得去補三門。

“現在要建立一個長期的、縱向的評價系統，不再跟別人比，而是跟自己比，看看孩子這一次跟上一次比有沒有成長，這叫作個人內差異評價。”胡衛說，家長只有建構了這樣的參照系，才能把目光真正聚焦到孩子的成長上，只有這樣，一直以來所強調的“家長要陪伴孩子”才能實現，否則，家長一定是盯著別人家孩子的長處和自己家孩子的短處的。

“雙減”是始于教育但不止于教育的一場觀念變革，教育生態的重構依托的不僅是改變學校、教師、家長、學生等教育要素的觀念，更要改變全社會的成功成才觀念。正如胡衛所說：“孩子的成才不能只有一條路，只有全社會的各種門路都打開，讓學生能夠在各條道路當中都能才。這樣才能為教育營造一個良好的空間和環境，真正使我們的教育回歸教育的本真。”

“雙減”對教育生態的重構依然在路上。

記者注意到，“雙減”后的課后服務質量的熱度，從地方兩會一直持續到全國兩會。

早在地方兩會召開期間，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安徽等地的省級兩會代表、委員也在討論這一話題。

比如江蘇省政協委員、蘇州人民商場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包曉健就發現，2021年9月以來，蘇州市課后服務教師請假現象呈增加趨勢。此外，在“課后服務中提升學生綜合素養”這一需求下，學校藝術和體育教師滿負荷運轉，藝術、體育教師緊缺的問題凸顯，難以滿足學生的迫切需求。

包曉健認為，活動經費不足、課后服務質量難保證也是問題。“目前蘇州每個學生每學期的課后服務經費是300元，如果按每學期20周、每周5天在校，人均一天只有3元。按每班40人計算，每班一天的課后服務費用只有120元，這樣的數據，老師的積極性不高，也很難找到優質的校外資源來豐富學校的課后課程。”他建議，應制定學校課后服務經費保障辦法，加大財政投入與家長適當承擔雙管齊下。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不少政協委員把關注焦點放在了“雙減”后的校內課后服務上。

全國政協委員、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戴立益把《關于積極應對“雙減”后教師負擔大幅增加問題的提案》帶上了全國兩會。他羅列3項針對教師負擔的調研報告——一是新教育研究院院長、全國優秀教師李鎮西領銜開展的調查，收集到有效的樣本數據總數為6653份，覆蓋了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二是一家教育媒體面向9443名教師做的調查；三是一家教育機構面向3000多名英語教師開展的問卷調查。

前述調查均指向一個重要問題：“雙減”后，教師負擔大幅增加。戴立益在這份提案中指出，選擇“教師評優評先考核無變化”的受訪教師占比90.86%；選擇“教師晉升標準無變化”的受訪教師占比95.22%。全國各地的評價制度并未隨著“雙減”政策的出臺及時作出調整。

他建議，“雙減”應成為各地、各學校的“一號工程”。第一，建議提高教師待遇或增加教師編制；第二，廣泛引入社會力量參與課后服務，減輕教師額外負擔；第三，完善教師評價標準和評價方式。

“課后服務主要是安排學生完成作業、自主閱讀、體育、藝術、科普活動、勞動實踐，以及娛樂游戲、拓展訓練、開展社團及興趣小組活動、觀看適宜兒童的影片等。這些安排可以與社會資源合作，包括高校、培訓機構、圖書館、少年宮、美術館等等，也可以包括一些培訓企業。”戴立益說，這樣做也有利于培訓企業健康轉型發展，構建以學校為主導的、各方力量協同育人的新格局。

全國政協委員、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章義和也關注到了相關問題。最近半年，他頻繁調研了上海的各大中小學校后發現，部分學校努力加強課外資源建設，為學生提供有意義的課后服務，減負不減“質”；但更多學校的課外服務存在形式單一、內容單調的問題，難以促進學生的高素質發展。

“究其原因，一是長期以來校內的課外服務不受重視，多數學校將課外服務設置為習題課或自習課，‘雙減’實施時間不長，積習一時難改；二是校本資源不足，優質社會資源的利用渠道狹窄；三是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的服務引進缺乏組織指導，服務質量難以保障；四是過度依賴本校學科教師資源，不僅增加教師負擔，且降低了課后服務的專業化水平。”章義和說。

為此，他也建議組織遴選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參與校內課外服務的建設工作，并制定資質標準。

章義和認為，從北京、上海等試點城市來看，引進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參與課后服務是一個重要選項。他說，“當前各地教育局與學校引入社會機構進校服務的比例與速度遠超預期，課后服務社會化即將成為一種新模式。為防止新模式所帶來的風險，教育行政部門應盡快制定進校課后服務機構資質標準，組織公開申報，并遴選、公示進校課后服務機構白名單。”

章義和說，省市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還應同時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對社會機構進校課后服務的質量和滿意度進行評價，對于服務質量不達標或有惡性事件發生的機構，堅決予以清退。

此外，有的民主黨派也把關注點放在了“雙減”后的課后服務質量上。民進中央提案建議，在安排學生集中完成作業、自主閱讀、學習交流，參與體育、藝術、科普、勞動教育等活動基礎上，滿足學生的個性化需求，培養學生的特長，對有天賦的學生進行英才教育。

民盟中央提案建議，訂立課后服務目錄和服務準入標準，動態遴選服務項目，不斷擴充課后服務資源庫。建立國家義務教育線上教育資源公共服務平臺，提供網絡課程資源；他們還建議，構建“兼職教師庫”，招募志愿者、社會公益團體、高質量非學科類“白名單”教育培訓機構；民建中央建議，建立學校課后服務供給調配平臺，形成區域內統一的高質量體系化的課后服務供給。

關鍵詞： 培訓機構 服務質量 全國政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