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臺大學法學院教授張衛平:

制定專門在線民事訴訟特別程序法

2021年12月24日通過的關于修改民事訴訟法的決定已于2022年1月1日正式實施。此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以提升訴訟效率為目標,首次就在線訴訟進行規定?！暗刃г瓌t”和“同意規則”為在線訴訟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雖然以當事人同意作為適用前提有助于防止或減少因為不滿在線訴訟結果所發生的程序爭議,但完全以“等效原則”作為在線民事訴訟規定依然存在諸多不足。線下的訴訟行為在內容上不能涵括線上訴訟行為,制定專門的在線民事訴訟特別程序法具有現實意義。統一訴訟平臺、特有原則、線上線下轉換、在線立案和審前準備、在線庭審規則等將成為今后的主要關注點。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艷紅:

厘清網絡游戲外掛的刑法責任

網絡游戲外掛是通過使用特定的人工智能技術來代替人工操作發出指令。當前網絡游戲外掛由單一技術型升級為復合技術型,自動操作性大幅增強,并主要分為輔助操作類游戲外掛和數據修改類游戲外掛。司法實踐中對于網絡游戲外掛的刑法規制,存在對網絡游戲外掛行為入罪標準的理解不一、個人責任和平臺責任歸責錯位的問題。制作、銷售、使用輔助操作類和數據修改類游戲外掛不構成犯罪,只有制作、銷售超出正常運行機理的“超規格數據修改類外掛”構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程序、工具罪。個人只有以營利為目的,深度介入超規格數據修改類游戲外掛的制作、銷售過程,和平臺達成長期穩固的合作關系,才和平臺成立共犯,否則僅是幫助行為,主要追究平臺的刑事責任,將追責重心由個人轉向平臺。

西南政法大學外國與比較刑法研究中心教授姜敏:

以“立法+司法”方式確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

低齡少年兒童犯罪日趨嚴重,已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成為一個世界性難題。聯合國成員國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規定差異較大,這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變成了一個具有跨文化特征的地域性概念。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國學界對諸多成員國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認知存在誤區。不能孤立地解讀和評價其他國家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數字”,而應動態和全面地審視其他國家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制度涉及的各種因素,才能得出合理、中肯的評判結果。盡管聯合國成員國對于以何年齡作為最低刑事責任年齡難達完全共識,但均認同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應是犯罪時已具有認知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年齡,且這也是成員國立法擬制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應遵守的一般原則。“立法+司法”確定事實年齡的雙層機制,即立法明確規定年齡幅度和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一般原則,司法機關根據具體情況確定事實年齡的機制,能最大限度地彌合立法擬制年齡與事實年齡之間的偏差,也是貫徹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一般原則的合理路徑。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董坤:

口供補強規則的對象范圍應予限定

補強規則中的口供是指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被告人供述,補強證據是口供外的其他法定證據,與口供沒有同源性。借鑒域外的“罪體標準”和“可信性標準”,根據補強對象的不同可將口供補強模式劃分為罪體印證補強模式、隱蔽性證據(細節)補強模式和口供事實補強模式。我國不宜采口供事實補強模式,但可結合罪體印證補強模式與隱蔽性證據補強模式,將補強對象范圍限定在“結果、犯罪行為和主體同一”三個客觀面。三個客觀面的補強意味著案件事實認定上的兩大效果:一是可判斷“犯罪已發生,該人有參與”,以降低假案冤案出現的風險;二是口供的可信性得到補強,所涵蓋的主要犯罪事實可推斷為真。然而“部分為真則全部為真”的推斷邏輯仍不免產生置疑,但口供補強規則是定罪規則,并不排斥僅有口供仍可認定案件的部分事實或情節。當然,為確保口供補強規則適用的可靠性,可從口供合法性以及供述動機等外部保障機制再行審查。

(以上依據《法學評論》《華東政法大學學報》《法律科學》《法學家》,關仕新選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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