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院長被抓人均就醫成本降1400多元”“一臺進口價1500萬元的醫療器械直線加速器，醫院以3520萬元買入”“云南一地醫療行業403人主動退贓”……連日來，醫藥領域反腐相關話題持續占據熱搜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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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國家衛健委官網發布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有關問答稱，多部門近日共同啟動為期1年的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以問題為導向，聚焦醫藥行業“關鍵少數”和關鍵崗位，堅決整治違規違紀違法行為。

醫藥領域緣何成了腐敗重災區？如何完善法律制度，從根源上消除醫藥腐敗滋生蔓延的土壤？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業內權威專家和法律人士。

收受病人紅包禮金、醫藥代表回扣，以及與醫療設備供應商結成“利益聯盟”，涉案金額2980多萬元，而那些回扣款及虛增的藥物設備價格，直接被轉嫁計入醫療成本，導致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困難加重……

近日，廣東省紀委監委網站發布文章披露了廣東省中山市坦洲人民醫院原院長羅勇受賄一案的部分案情。根據通報，“醫蠹”被拔除后，醫院采購成本、群眾就醫成本明顯下降。據統計，中山市坦洲人民醫院今年1月到5月門診和住院次均費用同比下降16.6%、21.4%，人均就醫成本下降1400余元。

一場反腐風暴正在席卷整個醫藥領域。根據公開信息梳理，今年8月以來，幾乎每天都有醫藥系統領導干部被查。

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醫藥領域已經成為腐敗的重災區，治理醫藥腐敗問題，當務之急是“治標”——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集中力量查處一批醫藥領域腐敗案件，形成聲勢震懾；更要邁向“治本”——完善監督制度體系，加強醫藥領域行風建設，推動醫藥體制改革，從根源上消除醫藥腐敗滋生蔓延的土壤，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

8月14日，兩家三甲醫院的領導干部同日被宣布接受調查，一個是安徽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原黨委書記都鵬飛，另一個是貴州省貴陽市第一人民醫院原黨委副書記、院長張云強，兩人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他們被查，與一場醫藥領域反腐風暴有關——7月下旬，為期1年的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拉開帷幕。

就集中整治的背景，國家衛健委稱，醫藥領域腐敗問題依然存在，特別是近年來查處的一些“關鍵少數”、關鍵崗位人員，利用權力尋租、大肆收受回扣、行賄受賄等案件，嚴重稀釋了醫藥事業改革發展紅利，蠶食了人民群眾權益，既掣肘醫療、醫保、醫藥事業改革發展，又影響了行業形象，也危害了醫藥衛生領域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幾天之后，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召開動員會，部署紀檢監察機關配合開展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會議指出，要深入開展醫藥行業全領域、全鏈條、全覆蓋的系統治理。

“近年來，我國醫藥領域的腐敗問題時有發生，一些醫藥企業和個人通過行賄、收回扣等手段，牟取不正當利益，嚴重違反黨紀國法和職業道德，也可能導致藥品和醫療器械的價格不合理、質量難以保證，給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帶來威脅，損害國家和社會利益。”北京大健康法商團隊負責人鄧勇說。

鄧勇認為，此次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是我國加強反腐敗斗爭的一項重要舉措，旨在通過全面排查、嚴厲打擊、建立長效機制等方式，深入推進醫藥領域的反腐敗工作，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和合法權益，促進醫藥行業健康發展。

在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教授王岳看來，此次醫藥領域反腐還與深化公立醫院體制改革、推進醫藥體制改革密切結合，很可能促進公立醫院體制改革的落地，讓公立醫院真正回歸公益屬性，成為我國醫藥體制改革進程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和里程碑。

一臺采購價為3520萬元的直線加速器，實際進價1500萬元，1600余萬元被醫院院長收入囊中。

這是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今年5月發布的一起醫藥領域腐敗案件——云南省普洱市人民醫院從醫療器械經銷商陳某虎處買入的直線加速器，遠高于同期市場價格。當地紀檢監察機關經調查發現，時任院長楊某俊在購買這臺直線加速器時以借為名向陳某虎索賄1600余萬元。

此案例僅是醫藥領域腐敗問題的一個縮影。今年2月6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刊發《嚴查醫療領域隱蔽利益輸送》一文稱，醫療領域風腐問題不斷隱形變異、迭代升級，如“定制式”招投標、“規避式”委托采購、“供股式”入股分紅、“福利式”研討培訓等。

醫藥領域腐敗緣何屢禁不絕？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說，主要原因在于醫藥領域的腐敗誘惑、腐敗利益大，整個醫藥行業包括藥品、醫藥器械、醫療服務，資金鏈長、資源富集、權力集中，腐敗風險點多，容易發生“圍獵”與被“圍獵”利益輸送等嚴重腐敗問題。

“此外，醫藥領域腐敗問題一般潛藏于整個醫療權力運行的背后，專業性強且非常隱蔽，非專業人士很難發現其中的‘貓膩’。面對醫藥領域腐敗問題，傳統性的、常規性的反腐敗方法難以從根源上切除其腐敗的毒瘤。”莊德水說。

王岳認為，醫藥領域腐敗難以禁絕，與醫藥領域本身的特點有關。藥品、醫療器械等屬于被動消費品，患者不能主動進行選擇，由此造成醫院管理者和醫生擁有更多主導權，進而成為權力尋租、被“圍獵”的對象。

在鄧勇看來，雖然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打擊醫藥腐敗的法律法規，但這些法律法規的規定比較籠統，缺乏可操作性，對于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也不夠。

鄧勇提到，監管不力是醫藥領域腐敗屢禁不絕的另一個原因，醫藥領域的監管部門主要有衛生、藥監、市場、財政等部門，多頭監管加上監管力量不足，難以全面覆蓋醫藥領域。同時，醫藥行業的利潤空間很大，醫藥企業和醫藥代表為了追求利潤，常常會采取各種手段來推銷產品，為醫藥領域腐敗提供了土壤。

對比通報的醫藥腐敗案例可以發現，醫藥腐敗具有鮮明特征：腐敗問題主要集中于藥品、醫療器械、耗材等招標采購環節；發生在學術交流、出訪等過程之中；一些行業協會成為腐敗的中介和重災區。

鄧勇研究認為，醫療機構是醫藥腐敗的重要環節，存在的腐敗風險點包括醫生收受藥品回扣、醫療器械和耗材采購中的腐敗、醫院領導和管理人員濫用職權牟取私利等。醫生是醫藥腐敗的核心環節，存在的腐敗風險點包括收受藥品回扣、推廣不必要的高價藥品和檢查、利用職權推薦患者到指定醫療機構等。

他還提到，藥品生產企業也是醫藥腐敗的重要來源，存在的腐敗風險點包括向醫生、醫療機構行賄、提供虛假信息、壟斷市場等。此外，藥品流通企業是藥品進入醫療機構的重要渠道，存在的腐敗風險點包括通過行賄、回扣等方式影響醫療機構的藥品采購、壟斷藥品供應等。

“包括醫藥代表、醫藥招標、醫保支付等環節，都存在腐敗的風險點。醫藥腐敗涉及多個環節，其中存在的腐敗風險點較多，需要加強監管和懲治力度，從源頭上預防和打擊醫藥腐敗行為。”鄧勇說。

根據2022年中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22年底，全國共有醫療衛生機構103.3萬個，其中，醫院3.7萬個(公立醫院1.2萬個，民營醫院2.5萬個)。全國有衛生技術人員1155萬人，其中執業醫師和執業助理醫師(統稱為醫生)440萬人。

受訪專家認為，醫藥領域查處了一批腐敗分子，但相比于440萬名醫生來說，腐敗分子只是極少數。

莊德水說，當務之急是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集中力量查處一批醫藥領域腐敗案件，形成聲勢震懾，但這屬于治標。下一步，應該結合本次集中整治，有針對性地分析新型腐敗和典型腐敗問題的發生規律，完善監督制度體系，消除腐敗風險點，這是治本之道。

莊德水呼吁，一方面，要打擊受賄源頭，緊盯醫療機構的“關鍵少數”、關鍵崗位，特別是涉及醫療器械、藥品、耗材等招標采購決策的管理人員、醫務人員，規范處方權、采購權，壓縮權力尋租腐敗空間。另一方面，要打擊行賄源頭，整治不法經營的醫藥企業、醫藥協會學會，規范醫藥領域生產、銷售、采購等環節，從源頭上遏制不當利益輸送，防止通過會議費、講課費、咨詢費等方式“圍獵”醫務人員。

“最重要的是，運用改革思維和方式解決醫藥領域腐敗問題，推動醫藥體制改革，重構整體醫藥體系，體現醫療價值，從根源上消除醫藥腐敗滋生蔓延的土壤。”莊德水建議。

鄧勇認為，要實現醫藥領域腐敗的治本之道，需要加強監管力度，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權力邊界，規范醫藥行業市場秩序；建立醫藥領域反腐敗長效機制，加強對醫藥行業的監管和審計，完善舉報和獎勵機制，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反腐敗的合力；加強醫藥行業的自律，建立行業規范和誠信體系，提高醫藥從業人員職業素質和道德水平。

受訪專家提出，完善的制度需要風清氣正的醫藥行業生態環境，這就需要構建“親”“清”醫藥關系，凈化行業生態。

鄧勇說，構建“親”“清”醫藥關系，需要完善以下幾方面制度：醫藥代表登記制度，對醫藥代表的身份、資質、行為進行規范管理；醫藥購銷廉政制度，對醫藥購銷過程中的利益輸送、回扣等問題進行打擊和懲處；醫療機構藥品采購制度，加強對醫療機構藥品采購過程的監管，防止不正當競爭和利益輸送；醫藥信息公開制度，對醫藥產品的信息進行公開透明的披露，方便患者和醫療機構判斷和選擇。

他還呼吁修訂或出臺醫藥代表專門法規、醫藥購銷管理法規、藥品管理法規等，為構建“親”“清”醫藥關系提供法律保障。

“構建‘親’‘清’醫藥關系需要完善一系列規范制度，改善醫患信息不對稱和醫務人員被‘圍獵’的境況。從長遠來看，醫生可以只開用藥通用名，由患者自行在互聯網上選擇藥品，使藥品從被動消費品變成患者可以自己主動選擇的消費品。”王岳說。

(法治日報記者 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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