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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若愚，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財金研究室主任）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國際環境復雜嚴峻，中國國際收支的平衡性與穩健性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表現突出，保持了較大規模的總體順差。2022年以來，各國對疫情防控的措施不斷弱化，我國對疫情防控也優化調整至“乙類乙管”。后疫情時期，我國國際收支穩定運行面臨的挑戰有增無減。

疫情暴發以來我國國際收支運行的主要特點

疫情對全球經濟活動造成了全方位的影響，改變了我國國際收支運行面臨的外部環境。2020—2022年間，我國國際收支運行穩健，呈現出經常賬戶順差和資本和金融賬戶下的直接投資項目凈流入雙雙明顯擴大的積極變化。

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持續穩健運行

疫情期間，我國國際收支總體保持基本平衡，穩定性增強。2020年和2021年，我國國際收支總體差額為順差1876億美元和355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70.7%和89.6%，占GDP比重為1.25%和2.00%。2022年前三季度為順差981億美元，同比減少56.8%，占GDP比重為0.75%。國際收支運行保持經常賬戶順差、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的格局。2020年和2021年經常賬戶順差規模分別為2488億美元和317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41.8%和27.5%，2022年前三季度順差3107億美元，同比增長56.2%。資本和金融賬戶在2016年至2019年持續四年保持順差，2020年后轉為逆差，2020年和2021年逆差規模為901億美元和1499億美元，2022年前三季度逆差2702億美元，同比擴大129.3%。

疫情對經常賬戶運行產生階段性積極影響

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項目是我國經常賬戶的主體構成。就經常賬戶看，一方面，助推我國出口高增長，支撐貨物貿易順差擴大。疫情期間，我國產能對其他國家的“出口替代”效應成為推動我國出口加快增長的重要原因。我國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全球領先，生產能力在全球率先恢復。因疫情蔓延而停工停產帶來海外訂單向我國轉移，我國部分產業供給對其他國家產生了“生產替代”效應。2020年下半年我國以美元計價出口（國際收支口徑）同比增長13.1%，2021年增長28.1%，2022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長10.5%。在出口快速增長帶動下，貨物貿易順差由2019年的3930億美元擴張至2020年的5111億美元和2021年的5627億美元。2022年前三季度貨物貿易順差5215億美元，同比增長37.3%。

另一方面，全球疫情流行抑制居民跨境出行，旅行支出回落使得我國服務貿易逆差快速收縮。與境外旅游、留學等有關的“旅行”支出是我國服務貿易總支出中的最大項目，“旅行”項目逆差是服務貿易逆差的主要構成。疫情暴發以后，出于防控的需要，我國采取了“從嚴從緊出入境政策”，出國留學和旅游等旅行服務受到很大限制，旅行服務支出顯著下降，旅行服務逆差被壓縮至低位。2020年和2021年，旅行服務支出降至1311億美元和1057億美元，占服務貿易總支出比重降至34%和24%，旅行服務逆差大幅收窄至1211億美元和944億美元。服務貿易總體逆差規模由2019年的2611億美元大幅收縮至2020年的1525億美元和2021年的999億美元。

疫情期間我國經濟率先復蘇吸引更多外資流入

全球疫情大流行背景下，我國經濟領先各國復蘇，外國投資者對中國信心持續增強，跨國企業對在華產業鏈供應鏈的高度依賴促使來華外資積極拓展，外國直接投資出現超預期增長。2020年和2021年，國際收支口徑的直接投資凈流入為2531億美元和3340億美元，分別增長35.2%和32%。在外國直接投資加快流入的推動下，直接投資順差規模顯著上升，由2019年的503億美元升至2020年的994億美元，進一步升至2021年的2059億美元。

證券市場加快開放推動跨境證券投資活躍度提升

近些年，“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我國證券市場雙向開放新舉措加速落地。隨著證券市場開放度提升，跨境證券投資雙向流動更為活躍。國際收支口徑的證券投資凈流入規模由2019年的894億美元，升至2020年的1512億美元，2021年為1259億美元，2022年前三季度為1086億美元；證券投資凈流出規模由2019年的1474億美元，升至2020年的2468億美元，2021年為1769億美元，2022年前三季度為1521億美元。

后疫情時期我國國際收支平穩運行面臨更多挑戰

經常賬戶大規模順差不可持續

近幾年，我國經常賬戶順差規模已出現趨勢性收窄。“十二五”時期，經常賬戶順差規模年均為2058億美元，“十三五”前四年的2016年—2019年年均規模降至1268億美元。2020年以來，經常賬戶順差大幅反彈的積極現象是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的特殊表現，其可持續性并不樂觀。“出口替代”效應日漸消失和外需趨弱，我國出口面臨下行壓力，對貨物貿易順差支撐力度將下降。后疫情時代，海外經濟體產能加速恢復，國內出口企業訂單已出現向海外轉移的現象，我國商品出口全球市場份額也有所回落。2023年全球經濟面臨下行風險，外部需求總體趨弱。同時，隨著各國疫情防控措施日益放開，中國公民出境旅游有序恢復，旅游支出將擴大并推升服務貿易逆差。

利用外資面臨的國際環境更為嚴峻

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勢頭上升，經濟全球化遭遇“逆風逆流”。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顯示，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從2016年的2萬億美元下滑至2019年的1.5萬億美元。2020年疫情沖擊導致全球FDI斷崖式降至不足1萬億美元，2021年反彈至1.58萬億美元，恢復至疫情前水平。但在俄烏緊張局勢加劇的背景下，2022年第二季度全球FDI流量較第一季度下降31%，較2021年季度平均值下降7%。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2022年全球FDI將出現下降，最多與上年持平。2022年前三季度國際收支口徑下我國直接投資凈流入同比減少34.4%。2022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同比增長8%，增速比上半年回落13.8個百分點，比上年全年回落12.2個百分點。

證券投資面臨階段性資金流出壓力

在國際收支中，資本和金融賬戶中的證券投資、其他投資以及凈誤差與遺漏三個項目被視為短期跨境資金流動的主要渠道和表現。2022年，我國證券投資出現較大規模逆差，顯示短期跨境資金從我國證券市場凈流出。2020年和2021年證券投資項目為順差（凈流入）955億美元和510億美元，2022年前三季度轉為逆差（凈流出）2607億美元。與之相比，跨境存貸款、同業拆借等其他投資由凈流出轉為凈流入，呈現小幅順差，有效對沖了證券投資等渠道短期跨境資金凈流出，發揮了平衡國際收支的積極作用。2022年前三季度其他投資順差94億美元。2022年前三季度凈誤差與遺漏逆差規模比上年同期減少50.1%，顯示該渠道下跨境資金流出勢頭趨緩。

進一步分析證券投資的收支情況，2022年前三季度，境外對我國證券投資為凈流出1086億美元，上年同期為凈流入1149億美元；境內對外證券投資為凈流出152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多515億美元。可見，外國投資者從我國股市債市撤回證券投資是造成“證券投資”項目出現大規模逆差（凈流出）的主要原因。這顯示我國證券市場面臨較大的資金流出壓力。2022年美聯儲為遏制高通脹而激進加息，我國央行為緩解經濟下行壓力而持續引導資金成本下降，中美利差隨之倒掛。2023年1月末，中國和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分別為2.90%和3.52%。作為無風險利率，中國長期國債收益率低于同期美國，降低了中國證券投資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由于美聯儲在2023年上半年仍將維持一定加息力度，我國利率政策也將繼續引導社會資金“降成本”，中美利差將持續倒掛，且倒掛幅度會有所擴大，證券投資渠道短期跨境資金流出壓力可能持續存在。外國投資者從我國金融市場撤資會影響市場情緒，對人民幣資產形成階段性拋壓，可能帶來我國“股債匯”市場集體下挫風險。

國際收支結構的脆弱性和波動性可能上升

我國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和呈現較強的韌性和穩定性主要得益于基礎國際收支順差（經常賬戶順差與直接投資順差之和）的穩定擴大。受外部環境變化影響，我國基礎國際收支順差規模有所收窄，由2017年的2165億美元降至2018年的1165億美元和2019年的1532億美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受益于我國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保持全球領先地位，我國基礎國際收支順差規模持續擴張，2020年反彈到3482億美元，2021年升至5232億美元，2022年前三季度為3593億美元。高水平的基礎國際收支順差有效對沖了波動性強的短期資本凈流出（主要是證券投資逆差、其他投資逆差和凈誤差與遺漏逆差），為保持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幣匯率總體穩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從近期走勢及影響因素看，未來經常賬戶和直接投資順差規模可能會收窄，如果基礎國際收支順差規模隨之收窄，則我國國際收支結構的脆弱性將相應上升。

政策建議

穩住宏觀經濟大盤，夯實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的基礎

穩健的國內基本面是抵御外部沖擊的首要前提，是我國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外匯市場總體穩定的堅實基礎。當前我國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牢固，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仍然較大，外部環境動蕩不安。宏觀調控要積極作為，著力擴大國內需求，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保持和鞏固經濟穩中向好、穩中加固的發展勢頭。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適度加大政策擴張力度，在財政支出強度上加力、在專項債投資拉動上加力、在推動財力下沉上加力；提升政策效能，完善稅費優惠政策，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強與貨幣、產業、科技、社會政策的協調配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力，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繼續用好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加大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支持力度，進一步降低企業綜合融資和個人消費信貸成本。

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中長期看，更具彈性的匯率制度可以使匯率水平更好地反映外匯市場供求，并通過匯率水平調整來調節國際收支狀況。因此，要堅持匯率市場化改革方向，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發揮匯率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的自動穩定器作用。短期來看，維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對于維護國內外市場信心、降低短期資本波動性與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具有重要意義。要在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加強宏觀審慎管理，科學引導和穩定市場預期，及時出手進行引導和糾偏，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穩步推進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加強對短期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測和預警

穩步推進資本市場制度型開放，深化與境外市場互聯互通，繼續簡化境外投資者進入我國證券市場的程序，豐富可投資的行業和資產種類，不斷提升投資便利性。提高開放條件下金融管理能力和風險防控能力，更好統籌發展與安全。加強對國際金融市場、跨境資金流動的高頻監測，密切關注外部環境發展變化，加強外匯形勢監測評估，提高對跨境資金流出風險的預警能力。適時運用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工具，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管理。完善外匯市場微觀監管，“零容忍”打擊外匯領域違法違規活動，維護市場良好秩序。

關鍵詞： 國際收支 證券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