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收支自主平衡，應對外部沖擊能力較強——

跨境資本雙向流動走向均衡

本報記者 姚 進

跨境資金有序平穩流動，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國外匯市場的主要特征之一。近年來，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歐債危機、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等，美國、歐盟等經濟體先后實行大規模量化寬松，全球跨境資本流動不斷呈現出新趨勢、新特點。

受全球資本流動格局變化的影響，我國跨境資本流動呈現出哪些階段性特征？與跨境資本流動相關的風險為什么值得關注？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如何防控？經濟日報記者就此采訪了業內人士與專家。

跨境資本流動呈現新特征

總的來看，2005年以來，全球跨境資本流動總體呈現出國際金融危機前規模逐年攀升、危機后在大幅縮量基礎上反復波動的特點。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避險情緒高漲導致跨境資本從新興市場迅速大幅流出，但2020年下半年開始，新興市場資金流入開始緩慢復蘇。

去年以來，在國內經濟基本面持續向好、金融市場雙向開放的推動下，我國跨境資本雙向流動更加活躍。2020年，經常賬戶順差2740億美元，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1058億美元，年末外匯儲備余額3.22萬億美元，應對外部沖擊能力較強。

這一格局在今年得以延續。從經常項目看，順差繼續處于合理區間，保持大體均衡。上半年，經常項目順差1227億美元，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為1.5%，2020年全年為1.9%。“國際上通常將經常項目差額在GDP的4%以內視為國際收支平衡的重要指標。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國際貿易蓬勃發展，2007年經常項目占GDP比重一度接近10%。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發生深刻轉變，經常項目順差逐步走向合理均衡區間，2016年以來占GDP比重均不到2%。”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宣昌能介紹。

從資本項目看，跨境資本流動保持活躍，流入和流出規模更加均衡。宣昌能表示，一是流入端規模顯著上升。上半年，外國來華各類投資4428億美元，同比增長1.7倍，處于近年來較高水平。來華各類投資的增長充分體現了我國良好的經濟發展勢頭、完整的工業體系和龐大的內需市場對境外投資者的吸引力。二是流出端規模穩步增長。上半年，我國對外各類投資4140億美元，同比增長1.1倍。我國對外各類投資的增加，體現了境內主體多元化配置資產的需求，平衡了其他項目資金流入，有助于國際收支自主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市場雙向開放促進了跨境資本雙向流動更為活躍。業內人士認為，總的來看我國國際收支已經從“雙順差”走向大體均衡。展望未來，經常項目順差仍將處于合理區間，跨境資本流動有望延續有進有出、總體均衡的發展態勢。盡管疫情影響下經常項目順差有階段性上升，但長期均衡的趨勢沒有改變。

風險依然值得關注

跨境資本流動活躍的同時也伴隨著風險，尤其是短期跨境資本具有逐利性、易超調和順周期性等特點。短期資本大進大出、快進快出容易引發跨境金融風險甚至演變成金融危機。因此，金融監管部門歷來高度重視跨境資本流動的風險防控。

“跨境資本流動大幅波動容易導致金融風險發生。拉美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等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跨境資本流動大規模波動引發。這也對宏觀層面跨境資本流動管理、人民幣匯率穩定、資本市場穩健發展帶來較大壓力，從微觀市場主體看，需要做好資產的均衡配置。”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研究員婁飛鵬表示。

在宣昌能看來，核心在于理解跨境資本流動是“推力”驅動，國際經濟金融政策協調更加重要。“在全球經濟發展緊密相依、金融市場深度聯動的背景下，理解跨境資本流動必須著眼全球。美國是全球跨境資本流動的主要驅動者，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往往是被動的接受者。這決定了美國貨幣政策和美元變動具有外溢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面臨跨境資本大進大出的風險。”宣昌能說。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美聯儲開啟量化寬松，大量資本涌入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進而催生資產泡沫；退出量化寬松時又使這些國家跨境資本流出壓力陡增，加劇泡沫破裂風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后美聯儲開啟無限量化寬松，當前政策轉向將再次使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面臨考驗，美聯儲政策溢出問題再次顯現。

對此，宣昌能建議，立足開放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應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一是不斷強化國際視野，提高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的能力，完善我國跨境金融法律體系。二是積極開展雙邊、多邊國際合作，尋求建立既對標國際規則，又符合我國發展實際的合作治理機制，堅決維護國家金融主權利益，共同防范跨境金融風險。三是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深度參與國際金融治理框架改革，呼吁和倡導國際經濟金融政策協調，建立定期高層協商機制，尤其關注主要發達國家的政策溢出問題，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加公平公正的國際環境。

外匯市場抗風險能力增強

近一段時期，以美聯儲為代表的多國央行不斷發出貨幣政策轉向信號，部分新興經濟體已經開始加息。在此背景下，我國跨境資本流動是否會加劇？

“總的來看，中國的外匯市場抗風險能力比過去明顯增強。本輪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不會改變我國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格局，也不會改變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態勢。”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近日回應稱。這是由于，首先，市場對于美聯儲減少購債的路徑已經有了充分的預期，短期內引發國際市場動蕩的風險可控；其次，新興經濟體自身的穩健性提升，對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的適應性有所增強；最后，我國的宏觀基本面穩健，外匯市場日益成熟，對外負債結構不斷優化，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明顯增強。

王春英表示，這一輪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持續時間比較短，但資金釋放量比較大。在這期間，資金直接流入新興市場的并不多。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監測，去年4月份到今年9月份，除中國以外的新興經濟體證券市場資金的流入月均規模顯著低于2009年到2013年上一輪美聯儲量寬時期。同時，近年來新興經濟體自身基本面顯著改善，如經常賬戶逆差占GDP的比例收窄，外債增長減緩，而且外匯儲備是增長的，總體看抗外部風險能力增強。

婁飛鵬認為，短期內隨著美國經濟持續恢復，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調整，將可能導致國際資本回流美國，對新興經濟體跨境資本流入帶來壓力。從未來趨勢看，我國作為全球出口大國，經常項目有望繼續保持順差，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利率維持在合理的水平，對國際資本流入具有吸引力。

“當然，美國生產供給約束和需求回暖之間的矛盾難以快速消除，未來美國通脹也可能持續在高位徘徊。我們仍會高度關注這個問題，也會關注美聯儲加息步伐和有關的影響。”王春英表示，外匯管理局將會保持政策的定力，堅持底線思維，統籌安全與發展，推進外匯領域改革開放，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彈性，不斷完善外匯市場“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管理框架，同時，適時開展逆周期調節，切實維護外匯市場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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