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們的既要和又要

林月腦中的父母，被她10歲的那一年，分成了兩種樣貌。

在那之前，他們模糊、遙遠。在廣西農村的家里，他們是墻上一張黑白半身合照，是忽然到來又很快消失的來訪者。他們在廣東中山打工，一年回家兩次，停留一個多星期。

10歲那年，林月和姐姐、弟弟被父母從老家帶出來，再也沒有分開。父母的形象逐漸清晰、真切起來。5口人住一間出租屋，睡上下鋪，條件艱苦，但母親常做美味的白斬雞，一家人圍在一起吃。

林月初中畢業就開始打工，給超市上貨、去飯店傳菜、在流水線加工食品。盡管工作總是很辛苦，但當了母親之后，她堅持把兩個孩子帶在身邊。

她一直記得，小時候和親戚生活在一起，自己早早“懂事”，習慣做家務，想要一把瓜子都不會開口。她不想讓孩子經歷這些。

但對林月來說，帶著孩子，找一份兼顧家庭的工作并不容易。

需求

回想童年時代，馮家淇覺得父母一直在忽視自己。

父親外出打工，母親在村里經營小賣部，“人和店幾乎不分身”。她提的需求，母親總以“忙”為理由拒絕。她和同學鬧別扭，把事兒憋在心里，“他們沒空聽”。

孩子總會記得那些父母以為再小不過的事，比如電視劇《還珠格格》熱播，馮家淇想要一件印著主角形象的衣服，同齡人是家人陪著去選，她只能等待父親把衣服帶回來，沒得挑。

后來，馮家淇也當了母親，有機會彌補那些“遺憾”。她常常花幾個小時給孩子讀書，小兒子喜歡日本動漫人物奧特曼，她就買回印著相關圖案的兒童服裝。

除了需要當好母親，馮家淇還需要工作。在小兒子上幼兒園之后，她開始重新尋找機會，“自己賺錢給孩子花”“買東西不需要向誰解釋”“吵架時不止老公一個人能拉高音調”。

28歲的黃春花也曾因為生育停工4年。她回憶，那段時間自己在朋友圈里是“隱身”的。買菜路過曾經就職的工廠，她會多看兩眼。家庭開支，女兒優先，她的喜好留在購物車里。

有時她經過家附近的奶茶店，看到排隊等候的年輕人。這個從前最喜歡喝奶茶的女人只會看幾秒，然后離開。她想念“金桔檸檬茶”的味道。

流傳在女工之間的故事包括，有人停工全職育兒，給小孩買奶粉、尿不濕，會被丈夫抱怨“錢花那么快”；有人在超市購物，丈夫拒絕為其選購的物品埋單。

這些故事總是與“獨立”“尊嚴”有關，但更多時候，女工們生育后重返流水線，是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理由，增加家庭收入。

在湖北，一個名叫向京艷的45歲女子創辦了武漢“加十分”服裝工廠，專門招收“媽媽”，3個廠區有200多名女工。在其他企業“用工荒”的時候，這家工廠曾一天接到8個求職電話。

在向京艷接觸到的求職者里，有本地人生了孩子不想外出，也有來自福建、山東、云南的女人，帶著孩子找出路。有人打來電話時在哭，一個貴州的單親媽媽說，要帶孩子，要給母親治病，想舉家前來，“你這里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向京艷記得，廠里的一名女工生完二孩，孩子剛滿月就來上班了。她說，丈夫一人的收入不夠，自己要趕緊賺錢。干了幾天活兒，她體力跟不上，只得回家。可沒過多久，她又回來了。

向京艷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出生后，她和丈夫到外地工作，把孩子交給老人。后來，大女兒常說自己是“留守兒童”，對父母的印象是“離去的背影”。于是，第二個女兒出生后，向京艷辭工在家，待了兩年多。

湖北是務工人員的流出地，打工的母親總要面臨那道選擇題，讓孩子成為“留守兒童”，還是讓自己成為“全職媽媽”。

困難

第一次懷孕時，馮家淇在一家玩具廠工作，拿打膠機粘塑料房子。車間異味重，需要加班，她辭職了。5年后，她重新開始找工作，面試時，只要一提孩子小，機會就變得渺茫。

一次，她去一家床墊經銷公司競聘銷售員，面試官問她“你能出差嗎”，她說“試試看”。對方反問“你有兩個小孩，怎么試”。

她很沮喪，接下來的半年不再去找工作。她偶爾打點零工，但拼訂單的工廠經常加班，服務業沒有“朝九晚五”，小作坊沒有五險一金。她試過把孩子托付給婆婆，每晚10點下班回家，孩子已經睡了。

38歲的李淳是單親媽媽，一個人帶6歲的女兒。她做過銷售員，開過服裝店，自稱曾當過一家美容院的中層管理者。丈夫有了婚外情，她希望女兒“在更有責任心的環境里長大”，選擇離婚。為了多陪女兒，她在離家不遠的藥房里看店。藥店一般夜里11點30分打烊。有時候，她正收拾東西準備回家，忽然接到外賣訂單，得坐在店里等騎手。

她又辭職了。

在她看來，孩子上幼兒園之前需要好好陪伴，上了小學晚上得輔導作業，這仿佛都是媽媽們責無旁貸的事。為了兼顧家庭，女工們只能拼命尋找那些時間靈活的生計，有人在村子附近做撕紙箱膠帶的工作，邊看孩子邊干活兒，兩天掙50元；有人早上5點起床，騎三輪車趕到集市上擺攤賣衣服，中午回家帶孩子。

她們沒有亮眼的學歷，談不上擁有不可替代的技術。很多人從沒仔細想過職業規劃。

有一次，林月送完孩子，看到路邊一所幼兒園招保育員，她忐忑地打去電話，結果被錄取了。她把孩子也轉進這所幼兒園，每天一起出門、回家。孩子畢業，她也離職了。

對做過的幾乎所有工作，她都沒有“喜歡”過。唯獨有一次，她在一家日式餐廳做服務員，喜歡隔著玻璃看廚師做壽司、刺身，擺盤時點綴上雕好的蘿卜花和一小片叫不出名字的綠葉。

盡管工資只有2000多元，但她覺得有意思，“能學新東西”。剛待一個多月，兩個孩子輪流發燒，她照顧孩子還要上班，也病了，不得不辭職回家。

正式工辭職要“扣這扣那”，還要打好提前量。林月習慣打臨時工，做一段時間就回家，輔導孩子考試、準備過年過節。

馮家淇的丈夫常出差，有一次連續4天，一個孩子總在夜里發燒，她哄另一個先睡，叫親戚幫忙照看，然后抱上發燒的那個去醫院輸液。

此次接受中青報·中青網采訪的所有女工都表示，遇上孩子放假、兩人又都在工作的時候，夫妻之中，總是女方請假回家。

林月坦白地說：“如果我賺得更多，一些事就讓他去忙活了。” 但這些年，只有在食品加工廠加班做計件工的那一個月，她曾賺得比丈夫多。

重返

2020年，馮家淇聽朋友提起，附近有個工廠，很適合像她這樣的“媽媽”。她再三問，“只用工作8小時嗎”“可以隨時請假嗎”，得到肯定的答復后，她前去應聘。

這家企業是廣東中山悅辰電子實業有限公司，一家成立10年的電子產品生產企業。它的“媽媽崗”車間，有3條生產線和229名女工，年輕的20歲出頭，也有超過50歲的。

她們裝機芯、貼絨布、打螺絲、焊烙鐵、戴耳機測音、套袋打包裝，每天工作8小時。企業生產的音響貼上飛利浦、海信、哈曼卡頓等品牌的標簽，銷往歐洲、北美洲。

女工們擁有“請假自由”，可以隨時請產假、帶薪年假和旅游探親假。“媽媽崗”和其他崗位同工同酬，福利相當，月工資3000元左右。

廠里的“媽咪小屋”擺著微波爐、冰箱和沙發。 圖書室里有《如何預防孩子跌倒》，也有《中國財富夢》。工人的孩子可以進圖書室看書、寫作業，宿管會幫上班的媽媽照看。10月的一個周末，兩個小女孩開心地在活動室打乒乓球，她們的媽媽是工友。

這家企業的人事助理鄺轉娣回憶，幾個月來，幾乎每天都有女工來應聘“媽媽崗”。這些人來自附近村鎮、市區，也有外地人看了新聞找過來。有個村子來了十幾個女人，有女工和丈夫、弟弟、弟媳同在廠里，還有的女工已當上祖母。

馮家淇在這里重新開始工作。她扎馬尾，常推著零件行走在車間，給流水線備貨，職位是“助拉”，比普通女工高一級。

傍晚5點30分，下班鈴聲響了。林月從座位上起身，打卡出門。幾分鐘后，車間就空了。這些女工趕時間，大多數人要騎上電動車去幼兒園接孩子，5點放學，晚接1小時要多花10元。

2020年，黃春花也來到這條生產線，為音響主機貼操作指南，給機箱底部貼防滑墊，每天重復幾百次。午休時，她會和工友們點奶茶喝。幾個人聚在一起，砰砰砰地用吸管戳破茶杯封口。黃春花把附近新開的店都“探”了一遍，重獲“奶茶自由”。

對于“不工作行不行”這個問題，這些女工的答案都是“不行”。有人說，女人不能連買衛生巾都找人要錢。

在這家工廠，車間里也有不少女性，等孩子大了，復工時已人到中年。舞蹈室里，一群外地女工常在周日晚上來跳兩小時。有一個名叫李小新的女工，穿豹紋襯衫、黑色百褶裙和白色厚底“老爹鞋”。她45歲，戴彩色的發卡，跳舞時甩著馬尾辮舞動裙擺，“為了那種青春靚麗的感覺”。她婆家在廣西，養大了3個兒女，才決心出來打工。

她回憶，上一次跳舞還是沒做母親的時候。

向京艷的廠如今有3個車間。武漢舉辦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期間，她把工廠搬到遠離城區的黃陂王家河，廠里有女工通勤不便，向京艷讓她們居家工作。

她把原材料備好，量大的開車送過去，量少讓女工自己來取，三五天做完一批來交貨，再領新的。

有人在家里買了價值幾千元的縫紉機。一個女工告訴向京艷，自己早晨起來，送完孩子上學，把菜買來擇好，米放進電飯煲，湯燉上，就開始踩縫紉機。

這種靈活的方式沒有影響訂單完成的效率，此后，求職的女工如果離廠較遠，向京艷就讓她們直接在家里做。她給女工們買了保險，準備了紅色的工服，寓意“紅紅火火”，希望她們永遠告別“手心向上的日子”。

她把七八條紅底白字的橫幅掛在廠區的墻上。這些口號是向京艷和妹妹想出來的，一共列了20多條，她念給女工聽，大家叫好的就印出來。

她最滿意那條“獨立的女人，靠自己才是女王”。發工資日她轉賬給女工，有人回她，“謝謝老板讓我成為女王”。

縫紉機在廠房里運轉，布料經這些“女王”的雙手，變成一套套校服，運往全國各地，以及日本、老撾、新加坡。

對接

近幾年，在廣東的不少鄉鎮，招工難已成工廠面臨的普遍問題。過去，為了給悅辰招人，鄺轉娣和同事去熱鬧的集市擺攤，結果無人問津。

2017年，公司副董事長余清聽人說，附近有個村，不少“媽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就把她們招進廠里，負責相對簡單的產品裝配，每天工作8小時。

消息傳播出去以后，車間的“媽媽”變多了。為了應對難以避免的“請假”，廠里用上了“全能工”制度，培養隨時能“頂崗”的機動工人。

3年以來，10多個人的“媽媽崗”慢慢延展出一條生產線，又形成專門的車間。目前，這家企業一線員工有700多人，女工占七成，“媽媽崗”占三分之一。

這些女性珍惜工作機會。馮家淇在廠時幾乎從不閑著，給流水線備好貨后，她常幫臨時請假的工友頂崗，整理車間里散落的物資。

2020年，這家電子企業的產能逆趨勢增長了68%，企業干脆縮減了勞務工數量，把更多名額用來招攬“媽媽”。“都說婦女能頂半邊天，我看是大半邊。”余清說。

中山市婦聯的微信公眾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布招收“媽媽崗”的企業信息——各鎮街婦聯定期收集有就業需求的女性信息，對附近企業能提供的崗位。

今年截至目前，他們已統計98家企業2000多個可彈性工作和柔性管理的崗位，比如，童裝廠里的打邊員、塑膠制品公司的跟單員、保險公司的政保專員等，幫助近500名女性實現靈活就業。

中山市婦聯二級調研員劉浴平記得，10多年前，婦聯為幫媽媽們增加收入，主推“大嫂工作坊”，定期給村鎮媽媽提供手工活兒，剝開堅果、給牛仔褲剪線頭……最近看到悅辰設置“媽媽崗”被報道，她很困惑，“怎么就成了熱點了呢”。后來她想，因為現在生育政策調整了，生育帶娃的寶媽需求增加，全社會也許都需要增加這些崗位。

有媒體報道，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0年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位列全球第 55位，與大部分發達國家和大型經濟體如金磚國家相比都處于高位。今年9月，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發布的信息顯示，目前中國女性人口超過6.88億，全社會就業人員中女性占比超過四成。

中山市港口鎮婦聯主任陳麗華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媽媽崗”的設置源于企業，沒有來自政府的額外補貼，用工模式也只能模仿，不容易復制。她接觸過不少企業，一些私營企業訂單時間緊，聘用可能忽然請假、離職的“媽媽”，風險較大。還有的企業，女工工作日上不滿8小時班，還要給她們買全額社保，負擔不起。

余清解釋，悅辰有研發線，是開設并增加“媽媽崗”的底氣。趕時間的訂單，可以盡量和客戶協調，從采買等環節上提前運作，通過管控整條生產線提升效率，讓加工時間相對從容。

在武漢，最初開辦工廠時，向京艷常常在廠里等一天也等不到一個應聘者。年輕人大多青睞更自由的服務業，不想上流水線。

向京艷的服裝工廠有計時和計件兩種薪酬制度。女工只要請假，空閑時都會自覺補上工作量。有人早晨6點來車間，也有人自發加班晚走兩三個小時，節假日只休半天。

開工廠的最初幾個月，向京艷都在虧錢。如今，她的盈利主要靠電商部銷售，“工廠只是保障貨源”。

附近有工廠也缺人，承諾一天給150元工資，挖她的“媽媽工”。不到一個星期，走了的女工又都回來了，說好的工資停發了。有老板告訴向京艷，用同樣的模式，自己一個月要在一個人身上虧1500元。

近年來，全國各地也有零星“媽媽崗”嘗試。浙江一家企業11年前開始招攬出租車司機的妻子和軍嫂，工作時間彈性管理。江西崇仁縣的服裝、雨具等企業瞄準“陪讀”媽媽，在學校附近辦“社區車間”。山東某食品企業、江蘇某時裝公司設立“媽媽班”，排班作息按照子女上學時間進行。

智聯招聘發布的《2021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43.9%的企業沒有任何針對女性的政策和福利，只有14.5%的企業為女性設有彈性工作制。

能提供大量“媽媽崗”的工廠在全國還是少數。這樣的工作最適合居住在附近鄉鎮的女性，外地人的辭工率較高。

無論是外地人還是本地人，總有一些辭職理由令人心酸——孩子去幼兒園不適應，家人生重病，老人年紀大了……這些時刻，總是家中的女性迎上去接應。

自我

一個多月前的國慶假期，向京艷看到女工在群里發視頻，幾人相約出門唱卡拉OK。她們說，辛辛苦苦地賺了錢，怎么也要去享受一下。閑暇時間，也有人在群里喊，“逛街去不”。她記得她們原來說過，自己的收入幾乎全給了孩子和家庭。

鄺轉娣開玩笑，女人做了媽媽后要身兼多職，當員工、做清潔、會育兒，好像一夜之間都要學會，還只拿一份工資。

當母親之前，馮家淇總能擠出時間和朋友聚會，不看時間，說走就走。如今，她想吃宵夜，要等小孩熟睡，終于出門卻發現附近的店都關了。她有工友3年里生兩個孩子，做5年全職媽媽。辭工在家的日子圍著孩子轉，哺乳、陪玩、做飯、哄睡，然后是打掃衛生、洗衣服，夜里10點多躺下，一天就這樣過去。

“肯定是要去適應孩子的時間，不可能喜歡什么就去做什么。”馮家淇感嘆。

但她從不后悔用大量時間陪伴孩子長大，小兒子才4歲，已經跟她表達過很多次“我愛你”。她下班回家，孩子會跑出來給她擁抱，她加班晚歸，孩子會主動問她吃飯了沒。這是她覺得“值得”的時刻。

但沒一個母親是全天候的。一個月里，林月的孩子們總要吃兩三回外賣。她給兩個孩子都買了電話手表，方便隨時聯系。她給孩子叫過網約車，聯系好親戚在終點等候。她也給孩子買了公交卡，教他們自己坐車。

有一次，她問女兒怕不怕一個人坐車，女兒忽然說起，11歲時，有次去親戚家，網約車沒走熟悉的路線，40分鐘車程，沿途荒涼，路燈零星。“通常隔很遠就能望見路過的商場，那次一直沒有看見。”

小女孩心里緊張，她偷瞄司機的導航屏幕，發現是爸爸將目的地打錯了一個字。改過來后，司機拉著她重新出發。回家后，她一直把恐懼藏在心里，直到母親問起。

林月總說，自己“來自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沒太多選擇。她的另一位工友常在流水線上和她打招呼，后來再沒出現在廠里。后來她看到消息，是對方在朋友圈發布籌款鏈接——出租房里發生煤氣爆炸，房子燒了近一半，人躺進ICU病房。

林月有同事拿出三分之一的工資作為旅行支出，她不敢。來中山20多年，她覺得自己還沒融進這座城市。她買不起房子，幾乎沒什么存款。小孩慢慢長大，她感覺和原本一樣一無所有”。

她和丈夫都是外地人，沒有“積分入戶”需要的各項證書，沒能為孩子拿到公立學校的入學資格。私立小學一年學費幾萬元，孩子們快畢業了，學校組織假期夏令營，一個星期1萬元，幾乎沒思考，她就放棄了。

兩個小孩成績差別大。林月有時候自我質疑，小兒子成績不理想是不是因為她又上班了，沒能全職陪伴造成的。

在食品加工廠打臨時工時，林月同廠的一位正式工也是當媽媽的人，把小孩放在老家，一打工就是七八年，每天早晨六七點上班，晚上九點十點下班，一個月休息兩三天，攢夠錢在成都買了房。

那位女工也曾辭職另找工作，不久后又回了食品加工廠。她對林月感嘆，這些年一直埋頭打工，“錢是賺到了，但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

林月心里想，自己一定不要過那樣的日子。在媽媽崗打工的時候，她可以帶孩子，去孫文東路的步行街溜達，湊美食節的熱鬧，趕去小欖看花展，到附近陽江的海邊游泳……生活還算豐富。

對更多人來說，這份穩定的工作意味著一份保障，老了有社保和退休金。李淳常常回顧自己的人生，家里兩個妹妹和她一樣讀到高中，沒畢業就輟學了。父親一人種地收入微薄，她們拖欠學費，快考試了，學校見還沒繳上不讓再去。唯一讀到高中畢業的是弟弟，沒考上大學，也外出打工了。

母親因意外早逝，父親在她20歲出頭時又患病去世。她是家里的長姐，在港口鎮勉強站穩腳跟，把弟弟也接來附近照應。她習慣做家里最有話語權的人，發現丈夫不忠，她立刻離婚。“我不靠你穿，不靠你吃，沒有再留下的理由。”

父母從未對她有太高期望，“只盼我能獨立地生活”。像大多數女工一樣，她希望女兒多讀書，找穩定的工作，掌握技術，“不要走我的老路”。她想給女兒提供更多的選擇，對女兒說，“女人最重要的是搞好身體和錢包，這是本錢和底氣。”

林月曾收到來自老公好友的夸贊：這個女人多勤勞，在外加班到晚上11點沒怨言。但她說，那是自己的選擇，是為了實現獨立。她已經學會了開車，“不管任何地方，只要我想去，老公在不在身邊都可以去。”

最近，黃春花也在學車。丈夫擁有家里汽車的駕駛權，多數情況下，他每天加班到晚上九點十點，周末只休一天。難得有空閑，他累得只想休息。

黃春花期待拿到駕照，可以帶女兒出門，“想去哪兒就去哪兒，那是屬于自己的本事。”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林月、李淳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景爍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