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海安排污權試點改革：雖有困惑仍堅定“破冰”
招商引資時無償分配的排污權是否是企業的“私產”？
江蘇海安排污權試點改革：雖有困惑仍堅定“破冰”
本報記者朱旭東
“排污權對紡織印染企業來說，是非常稀缺的公共資源。企業拿在手里不用，就是一種浪費。”
“當初選擇到南通海安投資，就是沖著無償獲得排污權來的。”
“初始分配排污權的時候，企業認為排污權是一次分配到位的，可以終身擁有。”
……
近期，海安常安紡織產業園以江蘇省生態環境政策集成改革試點和生態環境部排污許可試點為契機，擬根據園區企業的績效考評結果，動態分配排污權。這項改革，觸動了企業的排污權，不少企業認同考評指標，然而在排污權的具體應用上，卻產生了分歧。
部分排污權被荒廢或租賃
常安紡織產業園是2012年由蘇州常熟與南通海安合作設立的江蘇省“南北共建園區”，目前一期落戶高端紡織項目38家。近年來，園區通過積極推進生態政策集成改革，在激勵企業綠色轉型、改善區域環境質量等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為破解園區企業融資難題，園區積極推廣排污權抵押貸款，款項主要用于節能減排、產業升級、保護環境等相關項目。目前，園區已有5家企業利用排污權實現貸款總計約3000萬元。
獲批江蘇省生態環境政策集成改革試點后，海安市出臺《常安紡織產業園企業績效綜合評價暨差別化政策實施意見(試行)》，每年對企業進行綜合評價，在產業政策上“獎優罰劣”。
常安紡織產業園管理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張小飛介紹，園區對企業的評價指標涵蓋經濟效益、自主創新、綠色低碳、智能制造、對外開放、安全管理等6個一級指標，共設置41項二級考核指標。根據考核結果，對A、B、C、D四類企業實施差別化的金融扶持、用地保障、財稅獎勵、資源能源、政府管理政策，同時實行排污指標、排污成本“雙差別化”管理，推動要素向高效益、高技術、高成長型企業集聚。
“績效考評，就是要為排污權動態分配提供依據。”張小飛說，績效考評的各項指標，對所有企業都是公開公平的，企業對此并無異議，但在對排污權的具體應用上，產生了分歧。
績效考評過程中，園區發現部分企業并沒有百分之百達產，導致寶貴的排污權被浪費，還有個別企業，只是簡單地靠出租排污權盈利。
“排污權對紡織印染企業來說，是非常稀缺的公共資源。企業拿在手里不用，就是一種浪費。”張小飛說，澳軻萊紡織是第一批入園企業，原來有3700噸/天的廢水許可排放量，但企業入園后沒有正常運轉，而是靠出租廠房、出租排污權盈利，做起了甩手掌柜。在2020年的績效考評中，澳軻萊紡織被列為唯一的D類企業，被園區收回1100噸/天的廢水許可排放量。“如果澳軻萊不改變現狀，不排除收回它所有的排污權。”
園區研究制定《廢水排放總量和水污染物排放總量動態管理辦法(試行)》，大力推行園區廢水總量集中收儲、內部動態管理監管模式，計劃將企業水污染物許可排放總量由園區統一收回，通過回收再分配實現總量資源的集約利用，促進排污權交易制度從以總量控制為基礎向以提升環境資源使用績效為目標轉變。
“對于A、B類企業，優先供給排污權，對于C、D類企業，園區將收緊它們的排污權，并通過平臺監控和電閥門實施精準管控。”張小飛介紹，動態分配排污權，不僅能獎優罰劣，還能為園區新上項目釋放環境容量。
排污權改革中的困惑
園區打算回收排污權再重新分配的舉動，在部分企業中引起了不解與不安。在績效考評中被列為A類企業的樂達紡織董事長王柏江表示：“如果排污權被收走，肯定會引起矛盾。”
樂達紡織年銷售額4.3億，日排污水2000噸，進駐園區已有6年。王柏江說，當初選擇到南通海安投資，就是沖著無償獲得排污權來的，也是地方政府對投資企業的一種優惠政策。企業根據分配到的排污許可，定產能、建廠房、買設備。“印染企業是特殊行業，沒有排污權就沒法生產。做生意總是有起伏的，今年運轉不好，并不代表明年運轉不好，如果排污權被收緊，就會束縛住企業的手腳。”
越承紡織被列為B類企業，董事長章云水認為，對排污權實行動態管理就是一種理想化的設想，不利于企業發展，也不利于園區發展。企業和園區都愿意把排污權通俗地比喻成“電影票”——原來規劃園區這家“電影院”時，政府根據“電影院”的座位數分給入園企業相應的“電影票”，即排污權，且免費贈送。企業入駐園區后，憑“票”排污。
因為座位固定，“電影票”也是固定的。“電影票”贈送完之后，后入園企業就無票可用。而先入園的企業，往往因為產能不夠，手里就有了多余的“電影票”。王柏江擔心的是，“如果電影票都給政府收回再重新分配了，我到時候還有原來那么多電影票嗎？”
據當地生態環境部門介紹，2014年開始的排污權初始分配，由各地政府統籌安排，上一年形成的減排量，就是政府口袋里的資源，企業可通過購買的方式，從政府手里獲得。“初始分配排污權的時候，企業認為排污權是一次分配到位的，可以終身擁有。”海安生態環境局綜合科科長楊曉燕說。
2019年，政府開始鼓勵企業之間進行排污權交易。隨行就市后，排污權交易價越來越高。當前，南通市最高交易價格通常都在基準價的10倍左右。
“如果站在園區管理者的角度，收回排污權重新分配，有一定道理。把企業分為ABCD四類進行考評，我也沒意見。但我是企業，我不得不從自身考慮。”王柏江是浙江紹興人，他了解浙江的市場行情是，每噸排污權的交易價為2.3萬元。“我有2000噸的排污權，將來如果我干不動了，交易價就是4600萬元。排污權就是我的發展權，我承認，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我的確很在意排污權是不是在我手里。”
改革在破冰中前行
常安紡織產業園2019年被列入江蘇省工業園區生態環境政策集成改革試點，2021年被生態環境部列入基于水生態環境質量的許可排放量核定試點，排污權“集中收儲、動態分配”政策是推進改革試點的核心，更是改革試點的靈魂。
針對企業的困惑，園區前期已有充分的了解。張小飛說，根據現有政策，園區其實并沒有限制企業發展，比如，對于已達產的A、B類企業并不會削減排污權，對未達產的C類企業只是將目前閑置的排污權進行收儲，而D類企業只有1家澳軻萊紡織，綜合評分低且靠出租排污權牟利，園區對其實施限制措施，已經被強制收回部分排污權。
記者調查發現，海安通過績效考評實行排污指標、排污成本“雙差別化”管理，園區內的大部分企業還是接受的。“企業的排污權一定程度上已經實現了動態分配，園區也推動了要素向高效益、高技術、高成長型企業集聚。”張小飛說。
該政策與江蘇省正在推行的工業園區限值限量管理不謀而合，在基于園區總量控制的基礎上，率先探索內部資源優化分配。事實上，園區在推進政策的過程中也充分聽取并尊重企業的意見和建議，同步進行優化完善。比如每年對企業開展中期評估，給予企業申訴權，經過園區核實后仍有機會申請到原來的總量。
事實上，不少地方在招商引資的時候，將無償分配排污權當成優惠條件，很多企業欣然接受，甚至把寫在排污許可證上的“數字”，當成了自己的私產，認為可以自由支配。
江蘇省生態環境廳環評處處長戴明忠表示，每個區域的環境容量都是有限的，“先到者先得”的初始排污權分配方法，對后來者就很不公平，也讓地方政府少了一個有效的騰挪工具。紡織印染企業已經過了“野蠻生長”的階段，相關企業不能再“躺著掙錢”了，環保、稅收、安全、能耗管理的緊箍咒會越來越緊，排污權是否還能牢牢地攥在企業手里，答案是否定的。
能否實現“收回排污權再重新動態分配”？目前海安市仍然在嘗試可行之法。如何實現對排污權的有效管理，各地都在摸索之中。
部分受訪者表示，排污權是寶貴且稀缺的公共資源，不是某家企業的私產，要實現動態分配這一目標，還需要國家對排污權實行統一管理，需要法規支撐，實現面上平衡，而不能讓先行先試者“高處不勝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