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改編戲劇：為經典注入中國韻味
本土化改編戲劇：為經典注入中國韻味
3月20日，經典音樂劇《我，堂吉訶德》中文版在北京二七劇場謝幕，劇場內掌聲雷動。時間距離今年的世界戲劇日僅有一周，在返場謝幕時，劇中飾演桑丘的演員、中央歌劇院男高音歌唱家卞佳平動情地邀請觀眾，和他一起合唱劇中的經典曲目《不會成真的夢》。這部已被引入中國十年的經典音樂劇，曾在世界各地的舞臺上被中外藝術家用30多種語言詮釋，目前中文版累計演出已達到350多場，深受中國觀眾喜愛。
《我，堂吉訶德》的創作靈感脫胎于家喻戶曉的世界經典，源自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生平和代表作。而它在中國舞臺上獲得成功，得益于優秀的本土化改編。近年來，越來越多像《我，堂吉訶德》這樣的中文戲劇涌現出來，經過優秀的本土化改編，為世界經典注入了中國韻味。
本土陽光的滋養 讓經典落地生根
戲劇文化源遠流長，發展至今已產生了豐富多彩的經典作品。在早期，西方戲劇作品大量流入中國，“舶來品”經典頻出，也助力了中國現代戲劇的萌芽。然而，在大量接受戲劇“舶來品”的同時，中國觀眾能否對“舶來品”戲劇所傳達的藝術情感與文化精神產生深刻共情，則難以一概而論。
對偶爾進一次劇場的觀眾來說，欣賞外國戲劇作品的門檻并不低，故事情節、語言音樂、服裝道具等元素都可能構成屏障，把觀眾攔在戲外。有時候，明明花了幾個小時欣賞，觀感卻如墜云里霧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觀眾種震宇表示：“外國的戲劇我一般只看比較有名的，比如音樂劇《歌劇魅影》《悲慘世界》，還有莎士比亞的戲劇作品。一般都是提前了解過劇情，或者沖著音樂好聽去的。對于其他不熟悉的劇，不知道作品好不好，有些也不太看得懂。”
盡管在審美接受上存在一定的文化壁壘，經典的魅力仍舊吸引著中國的戲劇創作者、從業者和觀眾不斷靠近、摸索，并沉浸其中。對于經典，中文音樂戲劇《龐氏騙局》監制、央華戲劇創始人、藝術總監王可然這樣闡釋自己的理解：“什么是經典？在表達上，經典經得起時代的印證；在呈現上，經典經得起時代隨著技術、經濟、人文學科往前推進發展而形成的變化。”
《龐氏騙局》是一部諷刺金融騙局的喜劇作品，講述了金融詐騙案“龐氏騙局”發起者查爾斯·龐茲從發家致富到客死他鄉的過程，讓觀眾在輕松愉悅的氛圍中對劇中深刻的現實主題產生共鳴。王可然說：“《龐氏騙局》就是想讓大家看到當下戲劇在全世界的發展過程中，在藝術表達、情感探索、技術手段上產生了怎樣突飛猛進的改變。”
經典催生熱愛，鼓勵更多藝術家投身于經典引進、改編和再創作，也吸引更多有文化消費意愿的觀眾走進劇院。遠有對莎士比亞、契訶夫等戲劇大師的劇本直接重新編排，近有對法國作家司湯達小說和日本作家太宰治生平重新創作詮釋的中文戲劇《紅與黑》、中文音樂劇《人間失格》——對經典的本土化再創作已經成為中文戲劇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旦在本土陽光、水分和養分的滋養下落地生根，經典便能發揮出歷久彌新的文化價值。
本土化改編 滿足國人審美需求
受制于文化背景和國情的不同，對經典進行本土化改編的創作難度不小。創作背景、作品的文化基因、抽象的藝術表述……對觀眾而言都有可能會形成接受障礙。因此，最重要的一點是，如何在不失經典本意的情況下，讓國內觀眾對戲劇作品心領神會。“從制作人的角度來說，我比較在乎的是參與制作的戲劇有沒有當下的意義、有沒有可能引發當下觀眾共鳴。”話劇《威廉與我》的制作人汪鵬飛坦言。
這部作品已于2021年在國家大劇院小劇場上演了四場，此前還曾在位于北京的大麥·超劇場進行了首輪的兩場演出，在國內觀眾中收獲了良好的口碑。得益于觀眾的評價，《威廉與我》在今年擴大了規模，已計劃年內于九個城市展開巡回演出。談到這部靈感來源于莎士比亞生平經歷的原創中文戲劇，作品的編劇和導演、青年演員田曉威并不諱言，自己曾有過擔憂：“雖然莎士比亞是世界戲劇巨匠，但這個形象本身在中國可能并不具備很強的商業性。不少觀眾一聽他的名字，可能就會把作品想象得很枯燥，或者會覺得跟普通人的生活有距離感。”
田曉威告訴記者，基于以上的擔憂，在題材選擇這道重要關卡上，他考慮過重排莎士比亞的單個經典劇本，也考慮過國外曾經做過的多個戲劇片段拼接，“短打莎士比亞”“濃縮莎士比亞”，但最終還是放棄了這些形式，選擇了創作起來更艱難，但更能夠引發共鳴的莎翁生平故事改編。“莎士比亞的生平經歷中，很多是當下的中國戲劇創作者也在面對的，無論是疫情帶來的沖擊和迷茫，還是如何面對利益的誘惑。”田曉威說，長達一年的劇本創作和材料收集，讓他更了解這位戲劇大師的一生，“實際上很接地氣”，也更加確認——選擇能被改編得更本土化的莎翁生平，才是打開中國觀眾心門的“鑰匙”。
不難看出，在題材選擇上，中國的創作者已不再迷信被西方的文化體系權威化的作品，而是開始追尋其中更能反映出世界優秀文化與中國文化共通之處的部分。王可然認為：“西方的審美觀與東方的審美觀雖然有差異，但也有共性。如何把其中的共性提煉出來，成為普遍的審美接受，是一個藝術判斷力的問題。而這來源于對觀眾的認知、對時代的呼應，以及對時代文化的深刻領悟和融合。”基于這種認識，央華戲劇近年來挑選并重點引進了《猶太城》《龐氏騙局》兩部經典，其中，圍繞金融騙局展開的《龐氏騙局》更能夠為中國觀眾所理解，并對當下有一定啟示作用。
除了素材選擇要讓觀眾能夠接受以外，在制作層面同樣需要進行本土化創作和改編，充分考慮制作中表達、觀賞、語言以及隱喻故事理解等多種習慣，以克服“水土不服”的問題。在《我，堂吉訶德》的本土化改編中，程何作為目前全國唯一的一位職業音樂劇譯配，在挖掘經典作品內核的基礎上，充分考慮了漢語和英語的語音規律——變英文的頭韻和濁音為中文的句內韻；以中文的音調平仄對應英文的輕重音——這才呈現出對中國觀眾來說“信、達、雅”且膾炙人口的中文劇本。而《猶太城》開場則以三分鐘獨白的形式替代以往西方戲劇演員踩著滑輪上場的處理，將故事背景直接向觀眾交代清楚，讓中國觀眾在不失戲劇作品創作本意的情況下，能夠快速理解并進入劇情。
引發共鳴 也要留出思考空間
“疫情之下，中國觀眾關心什么？”王可然拋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當下的觀眾就是這個時代的觀眾，他們代表的是這片藝術土壤和這個民族在今天的文化延續，他們承載的是當前社會環境在人們的靈魂和情感上的反映。”
經典之所以能流傳至今、走近中國觀眾，正是因為作品通過戲劇手段表達出的深厚的情感關懷和人性價值，讓每一個進入劇情的觀眾都能從中感知到豐富的、關乎自身的共鳴。“經典作品的藝術影響力是深遠持久的，看懂、理解、產生共鳴是欣賞經典的第一步。”田曉威認為，本土化改編不僅需要讓舞臺和觀眾建立聯系，還要從故事走入生活、照見當下，給觀眾留出思考的空間。
在《威廉與我》首輪演出時，田曉威本來的思路是在整部話劇的最后直接點明——作為創作者，莎翁人生的終極追求是什么。“但這樣處理是不是反而陷入了一種已經固化的戲劇套路？對當下的中國觀眾來說，是不是把更多的空間留給人們自己去思考更合適？”帶著這樣的考量，在第二輪演出時，《威廉與我》就調整為一種更開放的基調——探尋莎士比亞人生的終極目標，走入劇場后，每位觀眾看完劇都能形成自己的歸納思考，完成自己內心對經典人物的本土化“改編”。
戲劇為文化交流鋪就了一條堅實且繽紛的道路。中國戲劇創作需要立足中國觀眾，同時也要汲取世界經典的精華。在改編外國經典時，中國創作者需要以認真扎實的創作水平與創作態度對待，在改編、表演、導演等各個環節精益求精，不斷學習經典戲劇的寶貴經驗，以期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戲劇能夠不斷“出海”，助力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以戲劇的形式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
（本報記者 吳瀟怡 牛夢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