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的1912年，魯迅來到北京，直到1926年離開，魯迅前后在北京生活了14年，除故鄉紹興之外，北京是他生活時間最長的城市。在北京，周樹人“進階”為魯迅，成為永遠言說不盡的文化偶像。僅憑“培育”了魯迅這一點而言，北京就無比重要。而魯迅對于北京也格外鐘情。1934年12月18日，在致楊霽云的信中，魯迅寫道：“中國鄉村和小城市，現在恐無可去之處，我還是喜歡北京，單是那一個圖書館，就可以給我許多便利。”1936年，在去世之前的幾個月，魯迅扶筆致信顏黎民，信中自陳“很喜歡北平。現在走開了十年，也想去看看”。

“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

(資料圖片)

1912年5月5日，31歲的周樹人踏進了“四九城”。

魯迅恐怕是帶著許多失意進入北京的，此前他在杭州、紹興的生活并不順心，和夫人朱安之間的障壁已是人人知曉的，他甚至托朋友幫他找工作，并表示“雖遠無害”。然而31歲的年紀即便在現在也不算很年輕，京津路上，“彌望黃土，間有草木，無可觀攬”，12字足以道出心中的疲憊與惆悵。進京后的第二天，魯迅搬進紹興會館，然后到教育部去上班。5月10日，魯迅在日記中寫道：“至教育部視事，枯坐終日，極無聊賴”。魯迅的心情似乎并沒有因為進入一個新環境而有些許的興奮。紹興會館和教育部，一個是棲身的寓所，另一個是供職的衙門，這兩處恐怕最了解彼時的魯迅。

魯迅任職的教育部就在人來人往的西單十字路口西南角的教育街上。大院本是清初的敬謹親王府，1905年廢除科舉后，王府改為清學部，辛亥革命之后延作教育部。大院主體現在分作教育街1號和3號，1號是一座精致的宅門，為一座學校占去；3號則是武警招待所，宅門是一座不多見的兩層小樓，高大而寬敞，門口外八字的影壁墻更是平添了許多恢宏，依稀可見舊日王府的氣派。從1912年到1925年，魯迅在教育部工作了13年，先是被任命為僉事，后又兼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長，職責范圍涉及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動植物園以及文藝、音樂、戲劇的調查等。

至少從其日記來看，周僉事對于工作還是分外勤勉的。比如說為了保護歷史博物館送到德國去的展品，他曾“宿于部中”“不眠至曉”；在“兒童藝術展覽會”的籌備期間，他曾認認真真去檢查場地條件；京師圖書館要另覓新址，他便四處去尋找合適的房子；到西安講學時，他應當地“易俗社”的邀請去看演出，離鎬之際，他有感于易俗社“難能可貴”，又是題詞制匾又是傾囊相贈；包括“以舊文為音符”的“漢語注音符號”得以通過，這也同他在教育部“讀音統一會”中的支持不無關系。除了在教育部的工作外，魯迅還經常到琉璃廠、青云閣、萬牲園、什剎海、東安市場等處閑逛；此外，他在廣和居、便宜坊、同和居等處的飯局也常為后人所津津樂道。單憑這些，也許會讓人覺得魯迅性格開朗、活躍，是一位時新人物。然而，紹興會館內的魯迅似乎卻陷入濃濃的郁結之中。

紹興會館位于菜市口的西南角，距離教育部步行大約需要半個小時左右，出宣武門一直往南便是，周圍有法源寺、湖南會館和譚嗣同故居所在的瀏陽會館。周作人曾描述過這一帶的街巷，然而，周遭環境早已大變。紹興會館靠近南半截胡同北口，坐西朝東。據周作人回憶，魯迅先是住在會館北部的藤花館，半年后搬入“院中南向小舍”，又過了三年半魯迅搬到了會館南端的“補樹書屋”。但給人的印象是這幾處條件都很一般，住進藤花館的當晚，三四十只臭蟲就給了魯迅一個下馬威，魯迅只好在桌子上對付了一宿。補樹書屋的采光估計不太好，房間朝東，“極北一間被下房擋住了陽光，所以關閉不用”；院子里還有一棵大槐樹，尤其一想到多年前的女吊，更覺偏僻冷靜。

2012年我曾專門去找紹興會館，發現宅門已經朽爛，里面變成了大雜院，藤花館、補樹書屋都難于辨認了。去年再去看時，會館已經騰退一空，門口還圍起了彩鋼板，無法入內。

回到會館，如果飯后無客，魯迅便開始回房工作。從日后的“成果”來看，最值得重視的大概是小說研究與抄錄古碑，不過在當時魯迅不但沒有什么計劃，相反不過是“麻醉自己靈魂”的“種種方法”而已。1917年1月22日乃是丙辰龍年除夕，魯迅卻照例“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在日本時魯迅便開始思考國民性問題，然而國民性問題并不僅僅是個人的意識、品質問題，國民性的塑造同時代、社會有著莫大的關系。因此魯迅所關心的，莫不如說是個人與時代、社會的關系問題。回國之后，魯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魯迅無論對于社會前途還是個人命運均同樣感到深刻的悲觀，對于起居環境和日常生活，他自然就更不在意了。《孤獨者》中的魏連殳“短小瘦削，蓬松的頭發和濃黑的須眉占了小臉的一半，只見兩眼在黑氣里發光”，周作人說魯迅的作品中沒有哪一篇比這一篇更加接近生活實際。他的常用筆名“唐俟”其實是從他自號“俟堂”顛倒而來，他還刻了一枚方章，印文曰“竢堂”，意思很直白，就是“待死之堂”。錢玄同邀請魯迅出山時，魯迅打了個比方，認為不應當叫醒鐵屋子中熟睡的人們而使其感到就死的悲哀。在魯迅的心中，他早已把自己歸在那等死的一群。

苦尋“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1917年8月9日，錢玄同到補樹書屋做客，他同魯迅兩個人從下午一直聊到夜半，談話的結果是魯迅答應為《新青年》寫寫文章。先是《狂人日記》，緊接著是《孔乙己》《藥》和《明天》，“從此以后，便一發而不可收”。錢玄同的造訪對于魯迅來說并不稀奇，在此之前和之后，錢玄同都曾到會館來，兩人在日本時都曾拜在章太炎的門下，關系甚篤，魯迅曾戲稱他叫“爬來爬去”。是錢玄同把魯迅介紹給了《新青年》同人，但魯迅的改弦更張顯然不只是因為好朋友的一番規勸這么簡單。

魯迅曾談到《吶喊》的來由。比如在《吶喊·自序》里，魯迅從年輕時做過的夢講起，回顧了自己從紹興到日本再到北京的紹興會館的經歷，指認自己是“苦于不能全忘卻”那些“已逝的寂寞的時光”而開始寫小說。十余年后舊事重提，魯迅又“補敘”道：“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細細品味前后兩番表述不難發現前者更加主觀、更具個人抒情性，似乎魯迅心中那些“寂寞的時光”“無端的悲哀”正急迫地待編織成“精神的絲縷”，我猜想魯迅在落筆的時候可能頗有些動情；而后者則顯得要平靜得多，語氣更像是某種公開的回顧與介紹，仿佛是經歷了許多變故之后，魯迅更加看重“啟蒙”的意義。無論從哪種說法來看，錢玄同的到訪都只是一個契機。

為了避免袁黨的猜忌以及迫害，魯迅在紹興會館里借讀佛經、抄古碑、整理古籍來消磨時光。也就是說，在袁世凱復辟帝制期間，魯迅似乎也要一并“回到古代去”，他麻醉自己的方式不由得讓人想到他筆下魏連殳的悲劇，“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該如何理解魯迅的這種“反常”呢？在魯迅偏愛的古代作家中，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屈原和嵇康。屈原身上最突出的大概就是他的悲劇色彩和抗爭姿態，這兩點在不同階段似乎總是感染著魯迅。在魯迅19歲時作的舊體詩《蓮蓬人》里，“芰裳荇帶處仙香”中的“芰裳”顯然是向《離騷》中的“制芰荷以為衣兮”借典，以香草來象征高潔品質的寫作方式很明顯也受到了屈原的影響；初到日本，魯迅購買的日文書籍中除了“摩羅詩人”的作品之外還包括一本“日本印行的《離騷》”；棄醫從文之后籌辦刊物，最初擬用的刊名《赫戲》和《上征》都出自《離騷》，“覺得不容易使人懂，才決定用《新生》”。這些都說明魯迅很早便非常熟悉并且非常欣賞屈原；《彷徨》印行時，魯迅從《離騷》中摘了兩句詩印在扉頁上。此外，在《自題小像》《〈自選集〉自序》《悼丁君》等產生廣泛影響的詩文中，魯迅都曾多次征引《離騷》。基于改造國民性的思想立場，魯迅早期力倡“摩羅詩人”“精神界之戰士”的出現，但民初的社會現實不僅讓魯迅大失所望，而且還陷入彷徨與麻木之中。大概正是因為盡管時代不同，但相似的個人與時代之間那種緊張的對峙感和激烈碰撞之后的潰敗感，使得魯迅把屈原引為同道吧。

關于嵇康，從其日記中可知，魯迅從1913年起就開始閱讀、校勘《嵇康集》。但從魯迅關于《嵇康集》的序、跋、考當中卻看不出為什么他對嵇康情有獨鐘。和揣度魯迅對屈原的偏愛一樣，從個人與時代的關系出發或許也可以理解魯迅對嵇康的興趣。魯迅著名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就是從時代風氣來討論生活方式和寫作活動的。魯迅認為，魏晉時期是“文學的自覺時代”，但曹丕和曹植之間的文學歧見卻暴露出魏晉文人無法超越時代政治的束縛；孔融、何晏以及竹林七賢等飲酒、服散、反抗舊禮教，看似乖張高傲，但其實不過是為了反抗政治威權、掩飾彷徨內心的障眼法而已。這和袁世凱復辟期間魯迅的自我麻醉是不是很相似呢？當個人與時代產生沖突的時候，嵇康不像屈原那樣與之激烈碰撞，可嵇康對自己的方式也是不滿意的，而且最后的結局仍然是悲劇的。也就是說，無論是激進的還是消極的，兩種方案都失敗了。這可能正是讓身處相似困局的魯迅深感觸動之處吧。雖然最終的結局令人沮喪，但相較于孔孟，魯迅仍然更加激賞“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斗志。何以魯迅會采信“毀壞這鐵屋的希望”，何以魯迅會推崇“深沉的韌性的戰斗”，魯迅精神能量的獲取和厚植也許正是得益于他對石碑、古籍的一次次打量？

“與前驅者取同一步調的”

1919年歲末，魯迅返回紹興將祖宅賣掉，并將家屬接到北京，此行的許多風景都虛虛實實地安排進《故鄉》里。魯迅早年一直想要逃離故鄉，他曾托朋友找工作，說：“在它處得一地位，雖遠無害”，而當真正決定要連根拔起的時候，他的心中似乎又顯得煙雨朦朧，一面莫名地感到“與紹興之感情亦日惡”，一面又覺得“不復有越人安越之想”。從1919年2月份開始，魯迅就四處看房，報子街、鐵匠胡同、廣寧伯街、鮑家街、辟才胡同、蔣街口、護國寺，基本在西城，最后相中了八道灣胡同羅姓人家的11號院。接下來開始報告、驗契、下定、湊錢、領憑單、裝修、過戶、購置家具，前前后后折騰了將近一年，花費4300元左右。

八道灣胡同原位于新街口附近，11號院坐北朝南，許多資料都曾描述過院子的規制。院子非常寬敞，寬敞到“簡直可以開運動會”，前后有三進，西北角上還有個小跨院。魯迅的用意在于“取其空地很寬大，宜于兒童的游玩”。可以說，他完全是為了侄子們、為了大家庭著想的。一起生活在這個大宅子里的除了周家的12口人之外，還有用人、廚師、車夫等，總計在20人上下。院子里的熱鬧可想而知，這是先前陰暗的紹興會館所沒有的。1922年，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一度曾在魯迅家中暫住，他是詩人，還懂音樂，同孩子們一起彈唱、玩耍，其樂融融。為了緩解寂寞，愛羅先珂還在池塘里養蝌蚪，并托魯迅買了小鴨子，11號院更添了許多生趣。短篇小說《鴨的喜劇》便是魯迅日后根據這段經歷完成的。

余生也晚，直到2011年我才專門去八道灣尋訪著名的11號院，只是當時已經是一片殘垣斷壁。2015年再去看時，不但院子沒有了，整條胡同都不見蹤影，全都被圈進了北京市三十五中。直到2016年7月，趕上三十五中搞校園開放日，我才得以進到校園里，看到在11號院的原址上蓋了一座嶄新的“周氏兄弟舊居”。

搬進八道灣前后，魯迅聲名鵲起。從1920年8月起，他先后被北大、北京高師、女師大、世界語學校、集成國際語言學校等聘為講師，他的短篇小說先后發表在《新青年》、北京的《晨報副刊》、上海的《小說月報》等，魯迅成為名重一時的作家。但他參與社會革命的熱情恐怕并不像后來人們所想象的那么高漲，比如他的《狂人日記》被許多人看作是痛批“禮教吃人”的杰作，《藥》里的“人血饅頭”則是麻木、愚昧的象征，但是聯想到之前魯迅對屈原、嵇康的興趣，魯迅想要表達的也可能是那些超前于時代的“獨異個人”們，他們的結局注定是要失敗的，就像屈原和嵇康一樣。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不過是遵奉著陳獨秀的將令，“與前驅者取同一步調的”。他甚至并不諱言《吶喊》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的“遵命文學”。

而仿佛真被魯迅言中了，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學衡派”“鴛鴦蝴蝶派”等形形色色的文化保守勢力常常伺機反撲新文化運動，更不用提像《端午節》里的“索薪”這樣的事情了，魯迅早就意識到自己“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云集響應的英雄”。而更沉重的打擊則是“兄弟失和”。1923年7月14日魯迅“改在自室吃飯”，19日收到周作人送來“絕交信”，26日前往磚塔胡同看房，8月2日便攜朱安匆匆搬到了磚塔胡同61號院暫住。

磚塔胡同位于西四，得名于胡同東口的萬松老人塔，61號院則距離胡同西口更近些。從資料可知，當初魯迅住的是院內北房三間，“總面積不過二十多平方米。房間很小，白菜、劈柴都堆在書架邊、床底下”，魯迅的房間“擁擠不堪”，“是臥室、會客室兼吃飯的地方”。魯迅的母親也想搬出八道灣和他同住，房子就更顯局促、狹小了，而且院子里“整天吵吵嚷嚷”“整個院子亂哄哄的”，一天夜里魯迅還被“兩傭嫗大聲口角驚起失眠”，甚感疲憊。總之，條件并不好。

前些年不斷傳出這里要拆遷的消息。我曾專程去看過，院子現為84號，看起來十分矮小，已經不復當年的規制。宅門緊閉，從外面看起來房屋似乎已經都廢棄了，朝西的外墻上寫了一個碩大的“拆”字。

“然而我總記得我活在人間”

魯迅顯然明白磚塔胡同不是久留之地，遷居磚塔胡同半個月之后，魯迅就又開始四處看房。菠蘿倉、磚塔胡同四近、貴人關、西單南一帶、宣武門附近、城隍廟街、西北城、石老娘胡同、南草廠、半壁街、德勝門內、針尖胡同、阜成門內、達子廟，兩個月的時間里，魯迅把這些地方轉了個遍。勞累、心緒不佳、陪母親看病、徹夜飲酒，9月下旬魯迅肺病復發，遷延39天，一直折騰到次年3月。1923年也是魯迅創作生涯中少有的歉收之年，除了一些翻譯、校訂之外，幾乎沒有什么作品。

10月30日，在朋友的陪同下，魯迅終于選定了阜成門內三條胡同21號院。接下來又是煩瑣的報告、簽約、驗契、取通知書、領憑單、交稅、裝修，各種費用加起來大約總計花了3450多元。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經濟壓力較大所以更加在意，魯迅關于這次買房、裝修的日記較之買八道灣時要詳細得多。一直到1924年5月25日，魯迅終于帶著母親和朱安搬到了新房子里。現如今這里已經辟為北京魯迅博物館，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一處魯迅故居。魯迅把正房東屋用作母親的臥室，西屋安排做朱安的臥室，中間接出去一間作為自己的工作室兼臥室，魯迅戲稱其為“老虎尾巴”。“老虎尾巴”的北窗鑲著大玻璃，視線很好。《秋夜》中“兩株棗樹”便是魯迅從這扇窗子里望去所見的。而關于憑窗的風景和感受，許廣平曾寫道：“覺得熄滅了通紅的燈光，坐在那間一面滿鑲玻璃的室中時，是時而聽雨聲的淅瀝，時而窺月光的清幽，當棗樹發葉結實的時候，則領略它微風振枝，熟果墜地，還有雞聲喔喔，四時不絕。”

生活安定下來，魯迅逐漸恢復了創作的活力、耐心和興趣，然而從他后來為自己的作品集所取的“彷徨”“華蓋”這兩個名字來看，此時魯迅的心情絕非輕松、愉悅的。住進西三條后不久，魯迅在給一位北大學生的信中寫道：“我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歡寂寞，又憎惡寂寞”，但矛盾的是，來客若以魯迅為是，魯迅便覺得悲哀；如果相反，魯迅反倒為來客更有希望而安心。他接著寫道：“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換作更為詩化的語言便是：“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沒。”如果說《吶喊》是為眾人“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那么這一時期的《彷徨》《野草》則似乎更多地帶有分析自己、探究自己、為自己尋找精神出路的色彩。因此盡管《彷徨》《野草》兩部作品集體裁不同、風格不同、方法不同，但是它們卻共同保留了魯迅祛除靈魂中的毒氣與鬼氣、探求思想出路的鮮明印跡，不妨視作是一對異卵的雙胞胎。

從1925年9月起，魯迅同時在黎明中學、大中公學和中國大學兼課，其中尤以在中國大學任教時間最長，一直到次年5月底；以到位于東城的大中公學的路途最遠。不過現在，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魯迅曾揣著講義出入于豐盛胡同、福祿巷和大木倉胡同。1925年，當從蘇聯歸來的李大釗在北京積極組織群眾運動時，視其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伙伴”的魯迅則介入了女師大風潮。在這期間，魯迅同許廣平的來往日益密切，西三條胡同的寓所見證了兩人之間情感的微妙變化。因為堅定地支持女學生、抨擊“三一八”慘案，魯迅的人身安全一度受到威脅，不得不離開西三條胡同，1926年3月到5月間先后到錦什坊街、舊刑部街和東交民巷避難。值得一提的是，那篇膾炙人口的《記念劉和珍君》就是在舊刑部街的山本醫院里完成的。20世紀50年代，刑部大街隨著西單路口的擴寬改造而成為歷史記憶。

殘酷的斗爭、青年的鮮血顯然警醒了魯迅。一年前，魯迅常常為“黑暗”與“虛無”所困而做著“絕望的抗戰”，一年之后魯迅則果決地寫道：“我愛這些流血和隱痛的魂靈，因為他使我覺得是在人間，是在人間活著”，并且反復念叨著“然而我總記得我活在人間”！魯迅將這篇文章命名為《一覺》，并且作為最末一篇編入陰郁的《野草》。魯迅會不會感喟自己如同睡了“一覺”，“忽而驚覺”呢，他的腦海中是不是漸漸浮現出一條沖出虛妄的生路呢？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1926年8月，小說集《彷徨》出版，魯迅特意將屈原的幾句詩印在扉頁上，這恐怕也是彼時他內心最深切的感受吧。

8月26日下午，魯迅與許廣平同車離京，結束了定居北京的時光。

(光明日報 作者：馮 雷，系北方工業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本文系2019年度北京市教委社科計劃一般項目“北京現代文學遺跡研究”[SM201910009001]的階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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