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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在中華文明史上的價值怎么形容都不為過。它直接證實了古史記載中“商”王朝的存在和安陽小屯為殷商王朝的都邑，將我國信史的上限提早了1000余年，也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字學的革新與發展。

在邂逅考古學之前，已經有學者為甲骨學的創立貢獻了非凡智慧。1903年，劉鶚的《鐵云藏龜》根據“日名”確認甲骨文為“殷人刀筆文字”，并確認出61個甲骨文中的43個。1910年，羅振玉的《殷商貞卜文字考》不光釋字，還考證出卜辭占卜多為祭祀和田獵。1917年，孫詒讓把單字與作為偏旁的字形相聯系，同時大量參照《說文解字》和金文中的同形字進行甲骨文考釋，成就巨大。1917年，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其續考二文，利用“二重證據法”考證“王亥”“王恒”“上甲”等11位先公，第一次運用綴合手段，確認了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等先公的釋讀和次序，被視為利用出土文獻校正傳世典籍訛誤的經典范例。后來的科學研究，都是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展開的。

1929年秋，李濟主持了殷墟歷史上的第三次發掘，采用開縱橫探溝的科學方法了解地層情況，共發現墓葬24座，灰坑11個，出土甲骨文3012片和大量青銅器、石器、陶器、骨器等。著名的“大龜四版”即是這次的重要收獲。大龜四版，即四塊保存基本完整的刻辭龜甲。另一位對甲骨學作出巨大貢獻的學者董作賓從中發現了“貞人”，即“卜問的人”，并據此寫出了著名的《大龜四版考釋》一文，首次找到甲骨文斷代的新方法。

考古學的介入，極大提高了甲骨的數量與研究質量，使原來孤立的一片片甲骨有了可靠的出土地層和相伴的文物，從而有了確切的坐標參照。1936年6月考古發現的YH127甲骨儲藏坑，共計17096片刻字甲骨，幾乎相當于一個王朝的檔案。當時，報信的隊員在信中說：“同人日夜工作，石(璋如)、李(景聃)、王(湘)、高(去尋)四君已兩夜未睡。夜即坐守坑邊，毫無倦怠，精神上至為興奮……”發掘者王湘和石璋如等人把甲骨坑形成的灰土柱整體套裝在一個大木箱中，然后取出運走。套箱重達5噸。當時，安陽既沒有汽車也沒有起重設備，當地組織64名青壯小伙兒，用木杠肩挑背扛，整整干了兩天，才把套箱運到火車站。火車將套箱運至南京。胡厚宣和董作賓帶著幾位技工細細地清理、剔剝、繪圖、編號，數月時間，清理出完整龜甲300版。這1.7萬余片刻字龜甲記錄了商王武丁時期有關祭祀、田獵、農業、天文、軍事等內容。這是殷墟歷次科學發掘以來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為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十分寶貴的材料。

新中國成立后在考古中有兩次重要的甲骨發現，即小屯村南地甲骨和花園莊東地甲骨，同樣開拓了甲骨研究的新局面。1973年，殷墟小屯村南發現的一批儲藏坑中出土大量甲骨，其中卜骨5260片，卜甲75片，大版的完整刻辭卜骨近百件。部分刻辭甲骨與陶器共存，使甲骨文字與其他遺物直接聯系起來。1991年，位于小屯村東南的花園莊東地也發現一處甲骨坑，坑內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辭甲骨579片，完整的刻辭卜甲300余版。其甲骨卜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卜辭的主人不是“王”而是“子”，開辟了甲骨學中“非王卜辭”的研究。

這兩次發現的甲骨都得到及時整理出版。花園莊東地甲骨出版集采拓本、摹本、照片編纂而成，書中刊布資料完整齊備，考證詳實，被譽為“一部高質量的甲骨著錄與研究成果”。

2009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安陽工作站發掘清理出殷墟時期的330余座墓葬，墓葬以家族墓地的形態分布，其中兩座特征明顯，隨葬器物表明，墓主可能是甲骨卜辭中常見的貞人。從貞人墓葬的形制、規模、隨葬品和殉人殉牲等可以推斷，整個貞人集團的地位隨著時代發展有所下降，貞人家族勢力日漸式微。

120余年的甲骨文研究，在資料整理、分期斷代、文字考釋、商史研究、工具書編纂出版等方面成果不斷。新時代甲骨學研究立足百余年深厚學術積淀，更注重與考古學理論及多學科的結合，在推動中國傳統哲學和思想史、天文歷法、歷史地理等領域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參與研究的學者遍布世界各國，著述卷帙浩繁，對促進中華文化傳播、增進文明交流互鑒發揮了重要作用。(人民日報)

關鍵詞： 文字考釋 殷商王朝 甲骨文研究 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