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藝術之美

篆刻為中國特有的一門傳統(tǒng)藝術，最初以實用為功能，作為交流之憑證和權(quán)力之表征。唐宋元明以來，隨著書畫鑒藏及鈐蓋款印風氣的盛行和文人畫的興起，講究“詩書畫印”相融，文人學士開始重視璽印，趙孟頫、王冕、文彭、何震等人以刀代筆、自篆自刻，文人治印之風氣遂開，使得篆刻逐漸脫離工匠之手和憑信之用轉(zhuǎn)而進入藝術領地，與實用印章分途發(fā)展。篆刻與書法、繪畫鼎立，成為兼具實用與欣賞的藝術。

(資料圖)

篆刻表現(xiàn)空間雖小，但方寸之間，集書法、繪畫、雕刻等元素于一體，還可與現(xiàn)代設計相溝通，納須彌于芥子，氣象宏大。其印面之美，呈現(xiàn)在字法、篆法、刀法、章法等方面，為篆刻藝術精義所在。此外印文、邊款所蘊含的書法、文學意味，亦可資品賞。

本文重點擷取歷代篆刻精品，從篆法、章法、刀法、邊款及設計的審美元素入手，帶讀者認識名印的藝術和美學價值，從而進入篆刻的藝術世界。

篆法之美

篆刻的藝術生命植根于書法，又獨成一類，二者相互滋養(yǎng)。以何種書法字體入印，即“字法”，是指擇選入印文字的字形和字體及辨別其正誤的方法和原則。“篆法”和“字法”密切相關，指選定“字法”后因入印所需而作藝術處理的方法和技巧(入印文字以篆書為主，故習稱“篆法”)。簡單來說，“字法”體現(xiàn)了篆刻的學術性，而“篆法”則體現(xiàn)其藝術性。篆法之美，蘊涵了書法和字法之美。

如秦印“李恢”(圖1)為典型的“日”形界格半通印，以秦篆為字法。二字在印中所占位置均分，但“李”略取縱勢，以豎直線為主，上下頂格，左右收斂，但“木”旁下兩斜畫呈對稱弧線略微開張，將“李”字周邊四角留紅，立顯活潑。而“恢”字整體取橫勢，字形壓扁，與上字成縱橫對比之勢，篆法非常獨特，三個部分“心、又、火”互相斜靠，團聚一氣，姿態(tài)各異，極富美感。

漢印“楚司馬印”(圖2)，以漢篆為字法，“楚”“司”(圖3)二字相比《袁安碑》，“楚”字篆法獨具匠心，將“疋”旁上部嵌入“林”部之間，弧線基本處理成直線，“司”字最右側(cè)長斜豎縮短和“口”旁齊平，整體平正方直以適應方形印面。

從上面兩方秦漢印的分析，可窺見平整之印面蘊涵一種典雅堂正的篆法之美。這種篆法也造就了秦漢印平實的章法，為初學篆刻之最佳法門，故“印宗秦漢”自有其理。

但齊勻平實的漢印，其篆法也變幻無窮，如這三印中(圖4)皆有“延”字，除“廴”旁稍變外，“正”形上部筆畫尤見巧思，分別作“一、⺁”和盤曲形，篆法各異，在印面中非常和諧，不能互易。我們要從這些具體而微的細節(jié)入手，去欣賞屈伸收放、揖讓穿插、增減合并、承接呼應的篆法之美。

有宋一代“金石學”興起，明末清初在“考據(jù)學”的推動下達到鼎盛，促使“印中求印”到“印從書出”“印外求印”的轉(zhuǎn)變。金石鼎彝、秦權(quán)詔版、漢燈鏡銘、古陶磚瓦、錢泉貨幣、六朝造像之銘文及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漸次出土，皆為印人吸收，極大開拓了篆刻用字范圍，篆刻家對這些素材融會貫通，開創(chuàng)自家風貌。鄧石如、吳讓之、趙之謙、黃士陵皆為其代表。黃士陵治印，字法取資豐沛，金文外，漢魏碑刻篆額、泉幣詔版皆為所用。黃士陵對字法出處非常講究，可謂“下筆有由”，正是其取法來源的開闊和嚴謹保證了其篆法的成功。

章法之美

篆法是對字法的藝術處理，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章法，每個入印文字的篆法及相互依存布排，就構(gòu)成印面的整體章法，可見章法隨篆法之變而變。篆法千變?nèi)f化，那章法也理應如此，但萬變不離其宗，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趙之謙曾“閱古印不下三千”，發(fā)現(xiàn)章法“率大同小異，蓋一聚一散”，趙氏以“聚散”為章法總則，雖不算全面，卻十分精準。章法核心是對比關系，如平正、疏密、輕重、開合、虛實等等，和聚散同理，但又需彼此和諧，這與中國哲學陰陽對立統(tǒng)一的思想密合。

著名的戰(zhàn)國燕系古璽“日庚都萃車馬”(圖5)，印文分左右兩列靠邊排布，中間虛空。“日”“庚”和“萃”“車”分別上下穿插，兩字黏合成縱勢，“日”“萃”相向傾斜，顧盼生姿，最底下“馬”和“都”則字形拉寬成橫勢，“馬”字代表鬃毛的三橫畫與“都”字“邑”旁相靠，使左右兩排得以聯(lián)系，整體形成“U”形章法。全印縱向排疊緊密，橫勢參差舒朗，既團聚又開張，視覺效果甚佳。此章法亦見于白文古璽，如右酖王璽，左廩之璽，可見“U”形為古璽中經(jīng)典的章法模式。近人錢君匋“午齋錢塘之璽”(圖6)便從此中化出，得其三昧。

上文提到趙之謙總結(jié)“聚散”原則，其印亦踐行之，對于不同的白文印，趙之謙通過篆法的變動，造成強烈的聚散關系。“趙之謙”印(圖7)中“趙”字獨列，右下留紅，“之”左右兩筆上移，造成印面左上角留紅；“漢學居”印(圖8)中“漢學”二字筆畫繁多，卻聚在一起，“居”筆畫少卻獨占一排，字形拉長，真是疏者愈疏，密者愈密。兩印的章法，疏處通透空靈，密處茂實渾厚，可以看出趙之謙超凡的藝術才情。

說到疏密、聚散的章法，就不得不提鄧石如的名印“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圖9)。鄧氏不僅是篆書大家，篆刻也開宗立派，又有諸多篆學思想，如“印從書出”，此印字法取其擅長之小篆，篆法上保留了很多書法趣味，剛健婀娜，方圓相濟；又如“疏處可使跑馬、密處不使透風”，這方印也完美地詮釋了此一美學理念。全印八字分列兩排，左列一密三疏，右列一疏三密，又斜角呼應，堪稱典范。這種章法其實在漢印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可見任何藝術創(chuàng)新，皆有根源活水，要繼承前人精華，在傳統(tǒng)的土壤中才能開花。

刀法之美

文人以石治印，運刀鐫刻之方法、技巧即謂之刀法。將融合字法、篆法、章法的墨稿轉(zhuǎn)化為朱跡，在刀石觸發(fā)之間會產(chǎn)生不同的線條質(zhì)感和風格，進而傳遞其筆意和刀趣，刀法之美便蘊含其中。

以何震、汪關為例，二人皆善用沖刀，但呈現(xiàn)的線條完全不同，印風也大異其趣。何震(圖10)印風氣雄力健，蒼勁古樸，用刀剛銳猛利，勢如破竹，刀刀暢爽不疑，痛快堅決，方折處刀痕畢露，印面崩裂殘破，線條勁挺生辣，極富金石韻味。同一種刀法，在汪關(圖11)卻是另一種景象，無論漢印、細朱文、玉印、鳥蟲，用刀精細入微，紋絲不茍，沖中帶削，刀痕難覓，線條光潔秀逸，含蓄穩(wěn)健，一派從容儒雅的君子風度，充滿書卷氣息。其后林皋、王福庵、陳巨來等皆受汪關滋養(yǎng)，印風更加工致，線條清通明快、剛中寓柔，如精金美玉，給人以沖和恬靜的美感。

鄧石如、吳讓之(圖12)等用沖刀則輕靈松活。線條圓轉(zhuǎn)多書法筆意、婀娜多姿。除沖刀外，還有切刀，以浙派為代表，如丁敬(圖13)用刀短切澀進，節(jié)奏舒緩，其線條如錐畫沙，古雅醇厚。還有齊白石(圖14)的刀法也非常有特色，其印風醒目，多單刀直沖，氣勢恢宏，有一種鋒鍔所至、石屑紛飛的畫面感，線條酣暢淋漓，轉(zhuǎn)折方硬，又見筆墨情意。刀法在他這有獨立的審美趣味。最后來看吳昌碩(圖15)的印，朱文邊款崩裂，線條蒼古老辣，有樸拙靜穆之氣。吳氏曾對陳巨來道：“我只曉得用勁刻，種種刀法方式，是沒有的。”似乎吳昌碩不拘刀法程式，其實這是融會百家集大成后，化刀法于無形的結(jié)果。

邊款之美

戰(zhàn)國秦漢璽印多不具款，隋唐官印始見，多記錄官署、年月。文人治印后，邊款方才盛行，有單款、雙款乃至長款，內(nèi)容包羅萬象，雋永可讀，或談藝品評，或敘情述懷，耐人尋味。形式亦多姿多彩，圖文并茂。印人在此充分展現(xiàn)其書法、繪畫、字學、文學素養(yǎng)和字法、篆法、章法、刀法功底。所以邊款不僅增加了篆刻的藝術意涵，還是獨立的審美對象，值得我們細加品賞。

“琴罷倚松玩鶴”(圖16)印據(jù)稱為文彭所刻，以行草書寫長款，再雙刀施刻，墨拓后有如法帖，可作書法碑帖藝術品來鑒賞，且與印文之紅相得益彰。讀其款，如見嘉遁無悶之隱逸生活，令人神往。

蘇宣、吳讓之等亦常以行草刻單款，但邊款中最常見的字體是楷書，此外還有隸書、篆書。除書法外，邊款中還可見繪畫元素，如趙之謙(圖17)以漢畫像配漢篆及魏楷，猶如碑版，極富視覺效果。吳昌碩印款(圖18)，以其夫人背影配以陽刻北碑楷書，猶如“始平公造像”，吳氏因戰(zhàn)亂與夫人未及相見，待劫后歸鄉(xiāng)，夫妻已陰陽相隔，讀之令人唏噓。

設計之美

篆刻之美除了上述的古典元素外，還有其當代性，體現(xiàn)在現(xiàn)代設計中，最有名的莫過于北京奧運會的中國印(圖19)，此外首都博物館(圖20)、海昏侯國遺址(圖21)標識等也皆化用篆刻形式，前者取法九疊篆，后者則取法出土烙馬印。

傳統(tǒng)文化和藝術，不僅要潛究其自身價值，還必須要結(jié)合當下語境，準確而完整地將其精華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傳遞給大眾，并融入他們的生活。唯有大眾認可和欣賞，并從中獲得情感、精神和心靈上的滋養(yǎng)、愉悅和熏陶，才能生生不息。

(作者：陳建勝，系中國美術學院外聘教師)

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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