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傷疤——起底美國違背人性的人體試驗
新華社北京2月6日電(國際觀察)永遠的傷疤——起底美國違背人性的人體試驗
(資料圖)
新華社記者李雯
2022年12月，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承認，該校人員曾于上世紀利用囚犯開展“不道德醫學試驗”；2022年10月，美國費城市政府就上世紀在一所監獄里開展“不道德醫學試驗”道歉；2010年10月，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就一項性病秘密人體試驗向危地馬拉道歉……
多年來，每隔一段時間，美國就有新的人體試驗丑聞曝光。這些試驗突破道德底線，給醫學史刻上永遠的傷疤，就像時任危地馬拉總統阿爾瓦羅·科洛姆曾譴責的那樣是“違背人性的犯罪”，也“揭示了美國醫學道貌岸然下的唯利是圖”。
“黑暗的印記”
上世紀70年代，當艾倫·霍恩布盧姆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監獄系統擔任文化教員時，他立即注意到高墻后面一些不尋常甚至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在位于費城東北部的霍姆斯伯格監獄里，許多囚犯的背上“打著補丁”或裹著包扎紗布。霍恩布盧姆后來驚愕地發現，這些人是該監獄長期人體試驗活動的“小白鼠”。
“這是費城歷史上一個非常黑暗的印記。”霍恩布盧姆日前在霍姆斯伯格監獄外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霍姆斯伯格監獄是上述不道德人體試驗的現場之一，霍恩布盧姆1971年到費城監獄系統工作。
歷史記錄顯示，1951年至1974年，該監獄數百名囚犯成為人體試驗對象，被故意暴露于藥品、病毒、霉菌、石棉甚至二噁英中，用于皮膚病、生物化學和制藥研究，研究“贊助方”包括美國知名醫藥公司和軍方。
霍恩布盧姆說，霍姆斯伯格監獄“可以說是(當時)美國最大的人體試驗中心”，試驗由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人員阿爾伯特·克利格曼主持，研究對象絕大多數是非洲裔囚犯。“這些囚犯絕大部分人沒怎么受過教育”。他們沒有被告知體內注射了什么或身上涂抹了什么。為換取微薄報酬，他們要忍受皮膚瘙癢、起疹以及發燒等各種癥狀，有些人還發生了性情變化，但沒人幫他們治療這些副作用。
“當克利格曼走過監獄大門時，他看到的不是囚犯，不是人，而是他口中的‘一畝畝皮膚’——這些人處于社會經濟的最底層。”霍恩布盧姆對記者說。1993年，霍恩布盧姆放棄了在費城警長辦公室的工作，以研究和曝光這段“黑歷史”。他將自己有關該監獄人體試驗的第一本著作起名為《一畝畝皮膚：霍姆斯伯格監獄人體試驗》。這本書1998年出版后轟動一時，一些曾經的人體試驗受害者這才明白自己經歷了什么。
后來，霍恩布盧姆遇到了非洲裔男子愛德華·安東尼——霍姆斯伯格監獄的“小白鼠”之一，將他的遭遇寫成關于該監獄的第二本著作《被科學懲罰：一個黑人在美國入獄服刑的故事》并于2007年出版。霍恩布盧姆說，這些試驗“基本上毀了安東尼的生活”，他像其他受害者一樣，對美國的“醫生以及醫療機構極度不信任”，因為他們看到自己如何被利用甚至被虐待，如同亞拉巴馬州“塔斯基吉梅毒研究”的受害者那樣。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對美國黑人來說是一段可怕的記憶。自1932年起，美國衛生部門官員在亞拉巴馬州塔斯基吉以“免費治療梅毒”為名，征集600名黑人男子作為試驗對象，包括399名梅毒感染者和201名作為對照組的健康人，秘密研究梅毒對人體的危害。曾參與這項試驗的護士尤妮斯·里弗斯說，患者們免費接受的所謂“治療”，實際上不過是幾片維生素或阿司匹林藥片，甚至在青霉素被廣泛用于治療梅毒后仍是如此。試驗的主要目的就是讓這些患者不接受任何治療，以保證研究的“連貫性”。
這項研究直到1972年被媒體曝光后才被迫終止，當事人被隱瞞真相長達40年，許多受害者及其親屬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價。在1972年美國媒體首次披露這一丑聞時，參與試驗的患者中已有28人直接死于梅毒，約100人死于并發癥，40人的妻子受到傳染，19名子女在出生時就染上梅毒。
近年來，類似案例還在陸續被曝光。2022年12月，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發布報告稱，該校兩名皮膚病學家20世紀六七十年代曾在舊金山附近一座監獄的醫院里進行了數十次“不道德醫學試驗”，包括把殺蟲劑和除草劑外敷在受試對象皮膚上或以靜脈注射方式注入體內。校方承認，在讓囚犯知情并獲得其同意方面，這些試驗“存在問題”。
伸向世界的“黑手”
2010年10月1日，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致電時任危地馬拉總統科洛姆，就60余年前一項秘密人體試驗道歉。
原來，1946至1948年間，美國研究人員在危地馬拉的監獄里進行人體試驗，在受害者不知情或未經受害者允許的情況下故意讓他們感染梅毒和淋病。試驗對象隨后接受青霉素治療，以測試青霉素是否有治療或預防效果。直到2009年，有醫學史專家在梳理已故美國醫生約翰·卡特勒留下的資料時，才發現這段危地馬拉監獄內的驚人歷史。
2011年，美國生物倫理問題研究總統委員會發布報告承認，20世紀40年代，美國研究人員在明知違反倫理標準的情況下，故意讓危地馬拉1300多名囚犯和精神病患者感染梅毒等性病。在試驗過程中，共有83名試驗對象死亡。
參與受害者對美方訴訟的危地馬拉醫療調查員巴勃羅·維爾納對新華社記者說，這一秘密人體試驗不僅直接危害受害者自身的身心健康，也直接危及其后代。一些受害者的后代因腦損傷，會出現行為紊亂、精神分裂以及其他精神或心理疾病。
“我們發現不少梅毒患者的子女受到直接影響。有些人容易發生早期流產，許多人無法生育子女。很多孩子一出生就感染梅毒，一些孩子長到三四個月就夭折。”維爾納說。他說，許多受害者或其家屬至今仍未得到應有賠償。
尼日利亞政府起訴美國制藥巨頭輝瑞公司案也曾廣受關注。1996年4月，尼日利亞北部卡諾州暴發麻疹、霍亂和腦膜炎疫情，造成3000多人死亡。輝瑞公司向這一地區派出“志愿醫療隊”，在此過程中對約200名兒童進行了抗腦膜炎新藥“特洛芬”的藥物試驗。此后，尼日利亞政府指控輝瑞公司在未獲批準的情況下進行這項試驗并造成11名兒童死亡，其余181名兒童留下耳聾、腦損傷、失明、癱瘓等后遺癥。輝瑞否認所有指控，表示有關計劃當時獲得尼政府批準，并稱造成這些后遺癥的是腦膜炎而非“特洛芬”。2009年，雙方達成和解，輝瑞同意支付7500萬美元，其中3500萬美元用于賠償受害者。
尼日利亞科學院前院長、病毒學家奧耶瓦萊·托莫里告訴新華社記者，他對那場悲劇印象深刻，這種事本不該發生。在托莫里看來，輝瑞當年在尼日利亞兒童身上做藥物試驗是乘人之危，因為患兒父母求醫心切。“他們(輝瑞)來這里開展不符合醫學倫理規范的藥物試驗。他們聲稱試驗對象對藥物試驗的可能結果充分知情并且接受，但這不是真的。他們顯然很不恰當地利用了疫情的嚴重性以及試驗對象父母的無知。”
到了21世紀，這種不道德人體試驗依然在發生。2017年，美國維護人權醫生組織發布調查報告指出，美國中央情報局在“9·11”事件后實施“非法、不道德”的所謂“強化審訊”研究，由醫學專業人員設計和試驗包括水刑、睡眠剝奪在內的各種“酷刑技術”，收集數據以研究刑訊效果，并將“研究成果”用于對被關押人員的審訊。在報告所列舉的一個案例中，對一名被關押者的刑訊手段極為殘酷，以至于團隊工作人員被警告要“為以前從未見過的事情做好準備”，甚至其中有些人因受到強烈刺激而哽咽、哭泣。
2022年以來，俄羅斯披露了美國在全球資助或控制數百個生物實驗室的消息，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其中一些實驗室也被指控進行人體試驗并導致人員死亡。俄羅斯微生物學家伊戈爾·尼庫林說，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在他國領土上操控數百個軍事生物實驗室，并為此花費數十億美元，那就是美國。
肯尼亞國際問題專家卡文斯·阿德希爾說，美國在全球控制的生物實驗室秘而不宣，外界對它們的目的和運行狀態一無所知，這些有軍事背景的神秘實驗室對世界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一些歷史案例表明，美國操控的生物實驗室出現過安全問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違背人性的犯罪”
美國開展的上述不道德人體試驗違反了醫學最基本的一項原則——不傷害。國際上關于醫學人體試驗的《紐倫堡法典》和《赫爾辛基宣言》等文件，都明確了相關原則。
美國紐約大學生物倫理學家阿瑟·卡普蘭說，針對二戰中納粹在集中營進行人體試驗的罪惡行徑，戰后制定的《紐倫堡法典》規定，在人體上進行試驗必須獲得試驗對象同意。這是對人的尊嚴和自主權的根本尊重。
“美國醫學界當初不顧《紐倫堡法典》的約束，認為這些規范是科學探索進程中的障礙，就沒有遵守。”霍恩布盧姆說，“一些非常‘聰明’的人拋開醫學倫理，把它當作束縛或問題，這就是美國監獄等機構中有那么多人被當作試驗品的原因。”
美國維護人權醫生組織指出，中情局刑訊技術效果研究計劃是在未經被關押者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的，美國醫學專業人員在為酷刑這一犯罪行為提供支持的過程中又犯下另一項罪行，即在被關押者身上進行人體試驗。這是《紐倫堡法典》制定以來“美國醫學專業人員違反醫學倫理最嚴重的行為之一”，也“違反美國法律和國際法”。
曾跟蹤調查美國在危地馬拉秘密人體試驗的社會調查工作者克拉拉·德派斯表示，進行這些試驗的美國醫學人員未警告試驗對象可能發生的危險與隱患，這些試驗違反了《赫爾辛基宣言》的基本原則。危地馬拉時任總統科洛姆更是直斥這些試驗是“違背人性的犯罪”。
托莫里認為，輝瑞當年在尼日利亞的試驗違反了世界衛生組織關于藥物試驗的規范，也違反了醫藥企業應遵守的醫學倫理。相關賠償對輝瑞來說算不上很大損失，但這一事件給尼日利亞民眾留下長久的痛苦記憶，不少當地人至今仍記憶猶新，對外國藥物和疫苗仍心存疑慮。這甚至影響到尼政府開展的歷次疫苗接種行動，包括新冠疫苗接種。
歸根結底，不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其他國家，進行秘密試驗的許多美國研究者并沒有把試驗對象當作平等的人來看待。
“這些囚犯基本上被遺忘了，就像實驗室里的小白鼠、狗，或是猴子、猩猩。”霍恩布盧姆在談到霍姆斯伯格監獄的人體試驗受害者時這樣說。
德派斯指出，美國研究人員對危地馬拉人極度不尊重，在試驗記錄中將其稱為“低等人”。“(危地馬拉方面提起的訴訟)懸而未決，因為危地馬拉和美國的關系不平等。”德派斯說，“這種不平等不僅體現在兩國關系上，也體現在美國公司與危地馬拉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更不用說受影響的群體，也就是那些弱勢和不受尊重的群體。”(參與記者：孫丁、張墨成、趙冰、郭駿、吳昊、朱雨博、譚晶晶)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