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古滇國”考古重大發現揭開了什么謎團？

——專訪云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研究館員蔣志龍

中新社記者 胡遠航

【資料圖】

司馬遷曾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記載了一個在滇池之畔的地方政權——古滇國。但長久以來，由于史料缺失，這個神秘的王國一直少為人知。隨著滇王金印、滇國相印封泥等一系列轟動考古界的文物相繼出土，古滇國的神秘面紗漸被揭開。“古滇國”考古實現哪些重大發現？揭開了哪些謎團？近日，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云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研究館員、河泊所遺址發掘負責人蔣志龍進行解讀。

現將采訪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歷史上有過關于古滇國的零星記載，但缺少史料和實證，考古是如何實現突破的？

蔣志龍：目前公認關于古滇國最早的記載源于《史記》。一般認為，古滇國是從戰國延續至漢代的區域性政權，屬西南夷的一部分，疆域主要在以滇池為中心的云南中部及東部地區。但長久以來，由于史料缺乏，古滇國的歷史一直眾說紛紜。

滇國相印封泥。云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供圖

1956年，考古人員在滇池東南岸的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出大量精美的青銅器及滇王金印，首次印證了古滇國的存在，引發轟動。然而，要證明一個“古國”的存在，除了墓葬，還需有城池、大型建筑、村莊、聚落和生活痕跡予以佐證。200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美國密歇根大學人類學系合作，在滇池的東南、南岸和西岸發現了70多個滇文化和漢文化遺址。2016年，在距離石寨山古墓群數百米的河泊所遺址，發現了漢代、滇文化時期甚至更早的先滇文化時期聚落遺存，2018年至2019年又發現了大量甕棺和柱坑類等遺跡，特別是出土了滇國相印封泥等重要文物；自2022年以來，發掘了包括益州太守及益州郡所轄縣官印封泥在內的大量漢代封泥和簡牘，并發現大型建筑基址和寬闊道路等遺跡現象。

出土的有字簡牘和無字簡牘。云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供圖

這些發現讓塵封的古滇國、城市、聚落逐漸顯露端倪。值得一提的是，滇國相印封泥等大量封泥及公署文件簡牘的出土，不僅與早先出土的滇王金印相互印證，再次證實了古滇國的真實存在，還表明漢武帝在古滇國設立了“滇相”，建立以郡縣制為基礎的行政管理體系。這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實證。

中新社記者：新發現的河泊所遺址和石寨山古墓群有何關聯？其發現有何重要意義？

蔣志龍：河泊所遺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滇池東南岸的晉寧區上蒜鎮河泊所村附近，距石寨山古墓群僅700余米，是云南高原已經發現的規模最大、延續時間較長、文化內涵豐富的遺址。目前，河泊所遺址片區共進行了10個地點的正式發掘，面積累計約7000平方米。發掘成果表明，河泊所遺址所在地可能是古滇國都邑，即石寨山文化的核心居址。通俗來講，河泊所遺址和石寨山古墓群，一個是古滇先民的生產生活地，一個是墓葬地。

河泊所遺址分布范圍。云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供圖

河泊所遺址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首先，構建起滇池盆地完整的青銅文化及年代序列。河泊所遺址植物遺存碳十四年代測定表明，該遺址從公元前1300年的商代晚期一直延續至漢代。通過金屬制品的科學研究，將該區域青銅年代開始的時間確定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00年，比以往認識的青銅時代開始時間提早了500多年，結合測年數據、地層序列和出土遺物的特征，可將滇池盆地青銅時代完整的考古學文化序列確定為三個階段：青銅時代早期(早于滇文化的青銅文化遺存)——青銅時代中期(典型的滇文化遺存)——青銅時代晚期(漢文化進入后的文化遺存)。

河泊所遺址出土的部分官印封泥及私印封泥。云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供圖

其次，初步確認了西漢益州郡郡治所在。河泊所遺址發現的封泥、簡牘、建筑遺存及道路等表明，該遺址上蒜一小附近很可能就是當時西漢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治所。益州郡設于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河泊所遺址出土官印封泥涉及的行政區劃，既包括益州郡下轄的“滇池”“建伶”等縣，又有周邊郡級行政單位“楗為”“越巂”等，表明這是一個主要的郡級行政中心；官方文書的發現證實了西漢時期開始對西南邊疆實施有效管治；“長樂未央”瓦當、涂朱瓦當及花紋磚、鋪地磚的發現表明，該區域存在較高規格的建筑。

再者，實證西漢王朝對云南地區的統治，揭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形成發展過程。河泊所遺址系列考古發現，厘清了滇中區域從商周至秦漢的考古學文化連續演變過程，實證石寨山大遺址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國家形成發展過程中云貴高原的關鍵節點，同時為置郡之下邊疆的治理及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中新社記者：現有考古成果揭示古滇國有何文明特征？

蔣志龍：多年來，我們在滇池盆地及其附近地區已相繼發現石寨山古墓群、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呈貢天子廟古墓群、官渡區羊甫頭墓地4個古墓群以及河泊所遺址，統稱為石寨山(文化的)大遺址。石寨山大遺址出土的數以萬計具有古滇特色的文物，石寨山、李家山等地發掘出的大量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青銅器，包括馳名中外的牛虎銅案，以及眾多的銅鼓、銅貯貝器、兵器、編鐘、銅扣飾等。表明古滇國是一個青銅文明高度發達的古國。此外，不少扣飾鑲嵌有紅寶石、孔雀石等寶石，也顯示當時古滇國和周邊地區已有交往和聯系。

云南省博物館新館的鎮館之寶“牛虎銅案”。視覺中國供圖

中新社記者：古滇文明匯入中華文明一體格局的過程，呈現哪些特點？有何啟示？

蔣志龍：這個話題，我想結合具體的考古成果來談。近年來，河泊所遺址除了發現大量封泥和簡牘外，還發現大型建筑基址和寬闊道路等遺跡現象。這些遺跡呈現一定的復雜性：先滇文化時期，這里主要是有著干欄式建筑的村落；滇文化時期，出現半地穴式、地面起建的房屋基址密集聚落；漢時期，出現原生聚落和中央轄郡等形態共存于一體的復雜融合。這一變化說明，古滇文明匯入中華文明一體格局的過程是漸變式的，是相互借鑒、互相融合型的；而不是替代式的，你死我活型的；總體呈現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特點。

疑似的大型建筑遺跡。云南省考古文物研究所供圖

此外，我們也發現，先滇文化時期和滇文化時期，當地的建筑規模較小，隨葬品多以陶器、青銅器等本土物品為主；漢時期，當地開始出現大型建筑和一定規模的道路，隨葬品也出現內地錢幣、硯臺等物品。這表明，多元匯入一體，也加速當地的發展。并且，這一過程不是全然被動的，而是不少人對先進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的主動擁抱。

同時，河泊所遺址出土的大量封泥及公文簡牘，也讓我們注意到郡縣制在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該制度的設立奠定大一統的格局。(完)

受訪者簡介：

蔣志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考古發掘領隊(項目負責人)。從事云南和東南亞新石器至青銅時代考古研究，先后主持過晉寧石寨山第五次發掘(1996)、會澤水城墓地發掘(2001-2004)、重慶三峽庫區(2001-2003)考古發掘、糯扎渡庫區景谷南北渡遺址發掘(2006-2007)、澄江金蓮山墓地發掘(2007-2010)、學山遺址發掘(2009-2011)、中美合作滇池盆地史前聚落考古調查(2008-2010)、東川玉碑地遺址發掘(2013-2014)、老撾考古(2014-2019)和石寨山大遺址考古(2014-至今)，是滇文化聚落和城址的發現者。在《考古》《文物》及《ANTIQUITY》等國內外雜志發表論文6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2部、考古學術報告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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