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飛 錢晨菲)浙江一季度經濟運行情況近期已公布，該省實現GDP18925億元，增長4.9%。這種回升向好，讓其在拼經濟這一主線任務中開好了頭，占據了主動。

拼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拼營商環境。“浙江的營商環境遠沒到天花板。”4月的浙江全省營商環境優化提升“一號改革工程”大會上，浙江省委書記易煉紅的評價，從一個側面其實也透露出該省在整體經濟修復恢復階段，走出“低谷—緩慢回升—強勢反彈”上升曲線的“戰術”所在。

論營商環境，浙江一直有口皆碑。這樣的基礎上如何開拓新空間、推高“天花板”？今年以來，中新社記者在該省各地采訪觀察發現，向三方面借力，成為其提升營商環境競爭力的顯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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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借好認知合力。這種認知，是一種體現于差距意識、提升決心、社會參與度等方面的綜合認知。

“我省企業辦電效率與阿聯酋接近，但供電可靠性、用電成本等存在差距”……前述浙江全省營商環境優化提升“一號改革工程”大會上，一個細節頗值得注意——浙江省委改革辦、浙江省發改委等部門負責人作工作介紹時，首先便是將浙江城市相比標桿城市的短板弱項，以及浙江與世界一流營商環境經濟體對標的差距進行了“亮曬”。

如今在浙江一些干部的案頭，都多了一份“參考書”——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價體系，用來參考對照。今年以來，記者還參加了多場市、縣級營商環境相關會議，“曬排名看短板”幾乎成為各地主要負責人的一致“開場白”。

看見差距才能有的放矢。例如為減輕市場主體經營負擔，浙江建立企業繳費負擔定點監測機制，加強水、電、氣、通信、有線電視等市政公用服務價格監管，對實行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的服務和收費項目一律實行清單管理；為降低市場主體辦事成本，該省推動企業開辦注銷、不動產登記、招工用工等高頻事項“一件事”集成化辦理。

在浙江，一個個案例所代表的決心與凝聚力，也體現著該省優化提升營商環境的認知合力正不斷形成。

“誰砸我們的鍋，我們就砸誰的碗。”在杭州某地，當地政府主要負責人在部署營商環境任務推進時，套用這句“網紅語”提醒干部；在溫州，一家僑企的園區建設此前遇到淤泥運輸問題，區委書記得知后立即帶領相關部門前往企業現場辦公予以解決；在湖州長興，營商環境已不止是政府的事，如“人人都是營商環境”的理念普及下，當地出租車行業今年評定了星級駕駛員，通過考核發放獎勵，讓出租車成為營商環境展示窗口……

開拓營商環境新空間，浙江的第二重借力是借好機制發力。在杭州錢塘區采訪時，當地在機制上的“拼”就令人印象深刻。

作為浙江重要的外資企業集聚地，錢塘匯集了松下、可口可樂等為代表的739家外資企業。今年其將招引外資與營商環境優化提升相結合，創新赴外招商機制，讓好的營商環境從自己“家門口”延伸至企業“家門口”。

錢塘區商務局副局長陳歡介紹，當地調研梳理了區內50余家有擴大投資意向的外資企業，并由區領導帶隊，形成攻堅小分隊，分期前往外資企業總部進行上門對接。目前錢塘區已四次組隊前往德國、阿聯酋、日本、新加坡、瑞士及中國香港等6個國家和地區，接下來將力爭實現50余家企業走訪全覆蓋。

“除介紹區位、產業結構與政策情況外，我們也會結合產業匹配度把區內企業的意愿和訴求帶去，一方面外資企業不管是否加大投資都能更了解我們，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助國內國外企業增加市場拓展的機會。”陳歡說。

機制創新助力下，一季度該區新增外資企業11家。

在省級層面，一系列指向鮮明的機制制度亦陸續落地。如為實現“公平競爭”這一市場經濟繁榮的基礎，浙江加大涉企文件公平競爭審查力度，強化公平競爭審查剛性約束，定期對含有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內容的存量政策文件進行清理。為維護產業鏈韌性和穩定，該省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和產業鏈提升工程，常態化開展產業鏈風險摸排，完善產業鏈備份系統，開展產業鏈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組織實施產業鏈協同創新項目等。

1-3月新設企業數量超11萬家，工業、制造業、工業技改投資分別增長19.3%、19.4%和15.6%……多項數據也從側面證明著，機制發力正為浙江拼經濟不斷注入活躍因子。

浙江的第三重借力則是數智助力。

加快從便捷服務到增值服務的全面升級，增強政府服務力是浙江當下打造一流營商環境升級版的發力方向之一。這方面，“數字”的提升力體現明顯。

國家首批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城市杭州，將“電子證照、電子簽章”應用改革試點作為開展營商環境創新試點的重要舉措。在其便利企業辦事的基礎上，該市還在銀行貸款領域推動電子營業執照和電子簽章應用，企業可在線身份認證和申請貸款，銀行以數字化手段簡化審核流程、強化風控管理，實現對企業的融資賦能。如某建材企業僅用10分鐘就申請到10萬元貸款用于資金周轉，省去了線上線下提供流水、營業執照、各種申請表格，以及跑銀行和稅務部門的環節。

數智助力實現服務增值，不是大城市的專利。在擁有38萬海外華僑的僑鄉浙江青田縣，為服務華僑投資興業，當地稅務部門打造了“世界華僑(中國青田)國際稅收服務e站”，提供政策解讀、跨境辦稅、遠程輔導的同時，還通過建立“遠程認證+國內代辦”新模式，為華僑“云上”代辦房產過戶繳稅和社保參保繳費等高頻業務。該模式累計輔導海內外華僑10萬余次，節省辦稅成本超1.8億元。

在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史晉川看來，不論是行動體現的認知、機制反映的魄力還是數字化代表的革新，都是抓好了“三化”這一關鍵詞。

“外部經濟環境不利時，政府的重點應放在內部環境的改變上，通過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打造更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以持續提升企業發展預期。預期改善后企業會自己想辦法克難，并且內生出一種推動自身高質量發展的機制。”史晉川說。

“我們建立‘無事不擾’長效機制，鼓勵各地推行‘企業安靜日’”“我們知道企業疲于開會，所以每年最多開一次外資企業座談會，反饋他們的訴求”……在浙江采訪時，該省一省級部門負責人和基層商務局干部的話讓記者記憶猶新。愈發明晰好政府與市場的“楚河漢界”，明晰何可為、何以為，也正是打造一流營商環境升級版的浙江，能夠不斷推高“天花板”的底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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