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書者說】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悠久而燦爛的文明，綿延至今，從未斷絕。浩如煙海、形式多樣的中國古代文獻，在中華文明傳承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們是文化的載體，承載著歷史的記憶，生生不息，成為中華文明一大特色。十卷本的《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就是以文獻為切入點研究文化，從文化視角來研究文獻，前者強調文化研究的實證基礎，后者突出文獻研究的宏觀視野，對于認識中華文化的形成過程及其特點，認識中國古代文獻的發展變化及其文化價值，這一研究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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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五千年中華文明史，造紙術與印刷術的發明，早已被公認是推動人類文明重大跨越的不朽貢獻。實際上，早在造紙術和印刷術發明之前，中國古代就有了甲骨契刻、簡帛書寫、金石鐫刻等文獻生產方式，開創了源遠流長的文字書寫傳統，也確立了堅實深厚的文獻歷史傳統。《尚書·多士》最早用文字記載確認了這一傳統：“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這個傳統一方面體現在中國古代文獻數量極夥，以現存古籍文獻(不包括出土文獻)而言，即不下二十萬種。另一方面，中國古代文獻類型十分豐富，除書本外，文書、卷子、檔案、信札、石刻、契約、賬冊、書畫等不一而足。中國古代文獻在書寫、制作、印刷與流通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作出了巨大的文化貢獻，吸引后人對中國古代文獻史展開全面而深入的文化研究，同時也為這種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

1.文獻是人與物的交集

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文獻既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突出的文化史現象，具有重要的文化史研究價值。狹義的文獻一般指書籍或有文字、圖像的載體，廣義的文獻外延較廣，包括一切人類符號載體。文獻是思想知識的載體，其根本屬性是“精神”與“物質”的結合。文獻的這一屬性決定了它本身也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不僅以自身的內容記載傳承文化，而且以自身的物質形式嵌入廣義的文化史架構之中。據《論語·八佾》記載，孔子最早使用“文獻”一詞，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宋代大儒朱熹在《論語集注》中解釋“文獻”這個詞，明確指出：“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這是“文獻”一詞的經典解釋。

在這個話語體系中，“文獻”包括典籍與賢人兩個方面。典籍是記錄文化的載體，賢人是傳承文化的主體，典籍與賢人亦即物與人的深刻交集，恰切的揭示了文獻的文化本質。環繞著文獻的制作、生產、衍生、閱讀、聚散、流通、使用等過程，各種社會群體與歷史力量參與其間，縱橫交錯，在文化與文獻之間形成無數交叉聯結之點。經由這些聯結點，既可以看到被文化史所塑造的文獻現象，也可以看到被文獻史所凸顯的文化特性。這正是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首要著力的方向。

中西學術傳統都很重視對于文獻本身的研究，由此產生了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書志學、藏書學等文獻學相關學科，圖書館學、金石學、歷史文獻學等學科也經常涉及對古代文獻的研究。涵蓋校勘學、目錄學、版本學和典藏學等學科的中國古典文獻學，歷來以整理圖書為己任，尤重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為往圣繼絕學，表現出強烈的延續文化學術的歷史使命感。具體而言，校勘學揭示了古代書寫與傳播的方式與特點；目錄學揭示了文獻的社會文化背景與學術思想源流；版本學揭示了文獻的物質文化形態；典藏學揭示了文獻聚散傳承的軌跡及其社會文化因緣。它們都為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學術文獻資源，其中所蘊含的文化自覺和歷史意識，更為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資源。

隨著20世紀初中國學術現代化的發軔，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的文化自覺更加明顯，其代表作有王國維《簡牘檢署考》、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劉向校讎學纂微》、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余嘉錫《古書通例》等。其后又有劉國鈞《中國書史簡編》、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等，它們帶動了一大批關于書史、印刷史的研究，但此類研究仍然偏重于書籍物質形態本身，對文獻的文化史意義的抉發不夠深廣，還談不上系統的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

2.“書籍史”的文化觀照及其不足

自20世紀西方新史學誕生以來，特別是社會史、文化史觀照視角興起以后，開始出現以社會、經濟、文化取代傳統歷史編纂學敘事關注的傾向。文獻，特別是書籍印刷成為被關注的熱點之一，書籍史研究于是應運而生。1958年，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費夫賀與馬爾坦出版了《印刷書的誕生》，從宏觀角度解答印刷術發明對整個歐洲歷史的深遠影響，為書籍史研究導夫先路。20世紀中期以后，廣義歷史研究的“文化轉向”進一步明顯，圖書的閱讀史、接受傳播史、商品貿易史，特別是圖書對社會文化影響的研究成為一種重要的學術思潮，其代表作是美國史學家達恩頓所著《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以18世紀狄德羅《百科全書》為個案，從出版過程及其流通角度，探討圖書出版與啟蒙運動的互動歷史。其突出貢獻在于提出了“書的歷史”的重要價值，將書籍的傳播過程視為理解思想、社會以及歷史的最佳途徑及策略。

簡而言之，西方學者的這些“書籍史”研究，不同于圖書館學、目錄學和版本學意義上的“圖書史”，它是一種文化史的觀照，其核心是將書籍理解為文化歷史中的一股力量。書的制作情形如何，由誰制作，為誰制作，作者與出版商之間的關系為何，國家意識形態如何影響書籍的出版，思想理念又如何通過書籍而傳播，書的價格與書的貿易情況如何，書籍的傳播與接受的社會效果如何，讀者的閱讀能力與參與性怎樣，國家文化當局的權威及其影響力如何等等。這些問題意識的產生，使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的當代書籍史研究開始超越傳統的文獻學研究，并成為一個專門學科。這一學科的內涵是：在文獻書籍存在的長久時段內，用最廣泛、最完整的視角來看待它，探究其社會功用、相應的經濟和政治利益、相關的文化實踐與影響等等。

西方學者運用西方書籍史的視角，研究中國古代文獻與社會文化歷史的關系，產生了一系列富有價值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本土學者在書籍史方面的探索。但西方學者主要關注近世以來的書籍與印刷，對其他時代其他形態的文獻關注不足，亦較少利用中國傳統文獻學中的學術資源。結合中西學術積累進行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是一個極富意義并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學科方向。

3.確立“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的研究方向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經過十二年的辛勤耕耘，十卷本《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終告完成。研究團隊及其依托的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學科群體，在古典文獻學、域外漢籍研究、古代文化史研究等領域已有較豐厚的學術積累，也較早開始了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的研究探索。

十卷本叢書包括：第一卷《中國古代文獻：歷史、社會與文化》(趙益撰)；第二卷《早期經典的形成與文化自覺》(徐興無撰)；第三卷《中古時期的歷史文獻與知識傳播》(于溯撰)；第四卷《宋代的文獻編纂與文化變革》(鞏本棟撰)；第五卷《明代書籍生產與文化》(俞士玲撰)；第六卷《清代的書籍流轉與社會文化》(徐雁平撰)；第七卷《治亂交替中的文獻傳承》(張宗友撰)；第八卷《作為物質文化的石刻文獻》(程章燦撰)；第九卷《漢籍東傳與東亞漢文化圈》(金程宇撰)；第十卷《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史料輯要》(程章燦、許勇編撰)。

《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把文獻理解為中國文化史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探尋這股力量如何發生作用、具有怎樣的意義，以及如何形塑了中國文化的傳統。其總體特色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結構體系上，以問題為中心，以歷史發展為線索，對文獻文化史進行全面而系統的觀照。全書的總體框架大致以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為榜樣，緒論與專論相結合，既重視各卷之間的連續性和整體性，也突出各自的專題性和獨特性。每個子課題都設立核心焦點，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切入，追求論述的深度和視角的創新。第二，具體操作上，簡牘時代、寫本時代與印本時代并重，在繼續深入進行明清書籍史研究的同時，顯著填補宋以前文獻文化史的空白；在突出其歷史階段性的同時，突出中國古代文獻的形態多樣性，動態把握其歷史進程，特別重視中國古代文獻外傳對東亞漢文化圈形成的意義。第三，理論方法上，從原始文獻出發，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兼收，文字材料與圖像資料參證，考據與義理并重，總結中國古代文獻的民族特色，彰顯其對人類文化的貢獻。

本書確立了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這一新的研究方向與領域，在文獻發掘、研究方法及學術思路上都力求突破創新。第一，重視發掘以往未受重視的文獻類型，在傳統的書籍文獻之外，重視日記、書札、石刻與出土文獻，重視國外的書籍史、印刷史、新文化史等研究文獻。第二，本書由多位在古典文獻學領域素有研究的學者承擔，以“長時段”的時間觀念，弱化單純的線性進程，各以一個較大問題為中心，如古代文獻的核心問題、早期經典形成與文化自覺、中古時期歷史制作與知識傳播等等，進行深入細致的探討，多維度闡釋中國古代文獻文化的豐富內涵。第三，本書的最大亮點就是學術思路的創新，具體表現為將文獻與文化相互融合，從文獻的實證角度闡釋文化，從文化的宏觀視角審視文獻，突破了已有研究成果將文獻史研究與文化史研究割裂的格局。換句話說，本書的研究突破了傳統文獻史研究的舊有框架，借鑒“書籍史”這一新文化史研究視野并力求超越，研究對象從“書籍”擴展至“文獻”，時間范圍從“宋元明清”擴展至整個文明史，深入挖掘中國古代文獻的文化歷史內涵，特別注重發掘古代文獻的文化建構意義。

相對于浩瀚的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領域，十卷本《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只是揚帆初航而已，“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光明日報 作者：程章燦，系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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