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米爾布雷市，一名男子從一家第一共和銀行前走過。當日，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與摩根大通簽訂相關協議，由后者收購第一共和銀行的所有存款和絕大部分資產。李建國攝(新華社發)

主要發達經濟體股市屢創新高、美國經濟硬著陸風險下降、重點國家滯脹風險已從頂峰回落……近期，一系列令投資者振奮的信號使得金融市場樂觀情緒不斷升溫，風險偏好有所上升。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多個國際組織紛紛釋放預警信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全球繁榮面臨日益嚴重的負擔”；國際清算銀行總經理卡斯滕斯說，“全球經濟正處于一個關鍵時刻，可能會影響未來幾年的繁榮，必須做好應對影響前景的重大風險的準備”；國際金融協會發布報告表示，“在全球金融系統從‘危機模式’向新模式轉變的過程中，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潛藏風險必須予以關注。”

在相對樂觀的氛圍下，上述國際組織何以持如此謹慎甚至警惕的態度？

總體來看，其擔憂與關切主要源自于全球債務風險、銀行業潛在風險和全球應對風險能力不足三個方面。

全球債務的總量和結構性變化是引發擔憂的最主要風險。日前，國際金融協會發布報告稱，2022年二季度、三季度，發達經濟體央行大幅收緊貨幣政策，導致全球債務總額連續兩個季度快速下滑。隨后，在2022年四季度和2023年一季度，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收緊力度下調、政府債務規模持續激增，導致全球債務規模再次攀升。截至2023年一季度，全球債務總額已增至305萬億美元。更重要的是，各方預計全球債務規模還將保持快速增長態勢。主要發達經濟體人口老齡化加速、醫療衛生支出激增、應對氣候變化融資訴求突出和中長期軍費開支保持高位等因素是造成債務總量持續走高的重要因素。

高利率環境下的高債務水平蘊藏的風險和挑戰需要警惕。從發達經濟體層面來看，債務總量的不斷上升將持續加大維持投資者及公眾信心的難度。雖然美國金融機構的債務比重已經從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占GDP總量的110%下降至當前的占GDP總量的78%，但是自3月份開始的美國銀行“爆雷”事件及其引發的金融動蕩，仍然暴露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高債務水平下，公眾和投資者恐慌蔓延將是迅速而劇烈的。

從新興經濟體層面來看，越來越多的國家將面臨更為艱難的金融困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世界債務報告》中強調，在全球總體債務激增的過程中，大量“不可持續債務”集中于貧窮國家，預計36個國家陷入“債務困境”，另有16個國家不得不支付“不可持續的高利率”。全球約有33億人生活在債務利息支出高于教育或健康支出的國家之中，這將導致全球一半的國家陷入發展困局甚至災難中。

國際金融協會的統計數據也顯示，在當前新興市場國家與發達經濟體之間利差逐步縮小的大背景下，國際投資者對于新興經濟體本幣債券的偏好正在下降。這將沖擊部分國家的發債融資能力，制約其應對中長期外部沖擊的能力。

基于以上原因，全球債務風險正在成為當前國際金融機構的核心關注焦點，被視為影響全球金融穩定的重大風險來源。

除全球債務風險外，高利率環境下發達經濟體銀行系統的穩定性和承壓能力也是各方擔憂的關鍵風險之一。

盡管上半年美國銀行“爆雷”事件在監管機構的強力介入下并未演變為系統性風險，但各大機構均認為，現階段談“風暴已經成為過去式”為時過早。

從美聯儲6月下旬的銀行壓力測試結果來看，在預設的嚴重衰退以及由此而來的5410億美元損失的模擬場景下，美國大型銀行仍然保留了相對可靠的一級資本充足率，但是中小銀行的數據并不樂觀。美國中小銀行可能無法憑借現有的一級資本充足率緩沖和應對風險，事實上凸顯了該群體長期存在的應對風險能力不足問題。

從美聯儲每周提供的存款數據和信貸流向數據來看，盡管硅谷銀行引發的存款流失在事件發生后迅速平息，但是此后美國銀行機構普遍提高了貸款標準，導致銀行貸款增長出現“突然停滯”。其中，商業和工業貸款與消費貸款表現得尤為明顯，增速下滑態勢突出。在商業地產和住宅地產貸款好于預期的拉動下，美國銀行業貸款總額增幅才勉強實現零增長。基于此，各方分析認為，硅谷銀行事件的余波還在持續沖擊美國中小企業部門。這不僅增加了美國經濟的下行風險，同時也將導致更高的債務違約率。

值得關注的是，醫療健康和信息科技等領域的中小企業不僅是美國銀行業收緊信貸標準的重點對象，同時也是美國地區中小銀行的主要客戶。上述發展趨勢會否引發新一輪惡性循環需要引起關注。

此外，美聯儲7月份議息會議上釋放出“利率維持在限制水平一段時間”“進一步提高利率可能是必要的”信號，導致市場對于未來美聯儲犧牲需求、平衡通脹的路徑預期更為鷹派。更長時段、更高利率水平的環境，疊加增長動能進一步惡化的潛在趨勢會否增加中小銀行的運營壓力并由此引發新一輪中小銀行風險，是各方持續關注的風險點。

全球金融穩定還面臨著金融資產價格的風險沖擊。

國際清算銀行在年度報告中認為，當前的債務和資產價格超過了過去加息時期的價格。當前，疫情期間的儲蓄積累、借貸成本較低年份鎖定的中長期貸款為資產價格提供了支撐和緩沖。然而，這一緩沖正在被耗盡。同時，發達經濟體內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隱藏杠桿操作和流動性錯配情況也不容忽視，可能成為加速危機時刻到來的催化劑。此外，受高債務壓力和高借貸成本影響，發達經濟體政府作為維護金融穩定最后防線的應對處置能力也面臨制約瓶頸。

總體來看，當前的全球金融局勢或許正如卡斯滕斯所言：“時間和變化將不可避免地帶來各種壓力。全球金融穩定面臨的風險是迫在眉睫的。”

蔣華棟

蔣華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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