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債危機已經影響了美國總統的外交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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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輪有關提高美國債務上限的討論結束后，拜登就決定取消原定在七國集團（G7）領導人峰會之后對澳大利亞的訪問。

下周將在悉尼舉辦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峰會也可能被挪到日本舉行。

讓拜登不惜駁了重要盟友的面子也要提前回美國的原因，是美國政府與國會仍未就債務上限問題達成一致。

然而，對美債違約的擔憂并不稀奇，甚至成為了一種“狼來了”的現象。因為美債危機幾乎“一年一度”，而美國總會在最后提高債務上限。

美國屢屢在美債問題上涉險過關，這樣的做法，真的對美國和其他國家沒有影響嗎？

看起來是“虛驚一場”的美債危機，還有哪些深層問題值得注意？

從美國各方的表態來看，今年的“違約大戲”確實是多了一些新鮮感：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警告稱，今年美國違約的風險要比往年都大；

美國白宮罕見發出一篇名為《各種債務上限問題的潛在經濟影響》的文章，分析當前美債違約的風險，措辭嚴厲，這在白宮歷史上還是頭一回。

即便放在下面這個美國債務上限變化的時間軸上看，近兩年美國債務增幅和限額增速都是最大、最快的。

在常年研究國際經濟的關權看來，今年，美國財政的壓力很大——疫情還沒完全緩過勁兒來，刺激經濟復蘇需要錢；在烏克蘭危機上煽風點火，軍事支出持續增加；美聯儲加息，導致還款利息更高。

根據美國財政部的最新計算，美國最早會在6月1日發生債務違約。

今年的債務違約依舊會像往年一樣涉險過關么？先來看看債務上限是怎么回事。

美國借債，是美國政府履行其付款義務的主要方式。一旦債務規模逼近國會曾立法規定的上限，就需要國會兩黨進行討論，就上限問題達成一致，再由國會批準，提高限額。

但美債限額不能被無限制提高，否則舉債無度，將會導致美元貶值、通脹失控，侵害美國的債權與國家信用。

兩黨爭執不下是常有的事，有時候甚至會拍腦袋想出不少荒誕的招，比如鑄造至少一枚價值1萬億美元的鉑金硬幣用于償還債務。為此，白宮還曾貼出過一份5000余人簽字同意的請愿書。當時這招被取笑是“愛麗絲夢游仙境”，用好比童話的方式解決問題，自欺欺人。

然而，即使債務限額提高了，也并非一勞永逸。當前，每次提高的額度最多只夠美國政府“揮霍”一兩年，接著就需要美國政客們再走一次提限的流程。

以此往復，債務越滾越大，美國提高債務上限的目的和手段也在發生轉折。

1917年，美國國會為了簡化籌措軍費的行政程序，設置了債務上限，只要沒有超過上限，都不需要再次批準。

此后，美國曾多次按照正規流程提高債務上限，到1954年，美國開始用非常規手段提高債務上限，這也是債務上限的第一個轉折點。

當時，朝鮮戰爭讓美國支出激增，美國國會來不及走提高債務上限的流程，發布了《臨時增加公共債務限額法案》。

巨額的戰爭成本反映了美國通過戰爭控制世界的野心，美國通過破壞債務上限起初的規則來實現這種野心，而提高后的限額就像是換成了炸彈，投放到了別的國家。

在這之后，美債上限相對穩定了一段時間。但好景不長，美國為了控制世界、搞對抗，在冷戰時期，舉債的步子越跨越大。

美國債務上限的第二個轉折點，出現在1985年，當時違約近在咫尺，可兩黨遲遲難以形成共識。眼看著國會立法靠不住，行政機構開始出手。

時任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先暫停了對部分社會保障信托基金的資金投入，來減輕財政壓力，接著提前套現了公務員退休和殘疾基金持有的長期債券，獲取資金。

從結果來看，這種不尋常的做法幫助美國政府逃避了關門的窘況，卻犧牲了更多。

最直接的損失，是套現長期債券導致信托基金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利息收入。在套現當天，美國財政部直接損失利息約1000萬美元，而據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由此造成的損失會持續五年，總額將達到11億美元。公務員退休和殘疾保障勢必會受到影響。

為了在冷戰中一決高下，美國犧牲的是國內民眾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

引發更大爭議的是，貝克的行為實際上違反了《社會保障法》的規定。簡單來說，就是財政部長沒有資格決定哪些社會福利項目可以被暫停投資并進行資金轉移。

貝克因此受到了政府問責局的調查。

但由于貝克的做法避免了美債違約，美國政府以財政部的業務復雜性為由，強調貝克面對的是“復雜且不穩定”的情況，因此不該對他進行“事后諸葛亮”般的指責。

甚至，第二年這個不尋常的手段獲得了正式立法授權。

美國政府不惜把違法當辦法，為提高債務上限爭取時間，實際上是以美國公民的福祉為代價，支撐其搞全球擴張、意識形態對抗的野心。

從1985年起至今，“非常措施”至少被使用了16次。

既然如此，今年再使用一次“非常措施”又何妨？

要知道，無論財政部如何擅自處置聯邦保障基金，其下屬的各個信托基金的資產，要么存放在美國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中，要么以債券的方式讓金融機構來競標投資。

美國債券是美國金融機構用來進行抵押或交易的重要資產之一。

然而，每當財政部冒險采取“非常措施”時，就會影響自己的債券發行與定價。

美債是美國所有資產的定價基礎，連美債定價都出問題，就不知道什么資產是安全的了。屆時市場恐慌，大量現金極有可能從銀行中被取走。

在當前美國持續加息與銀行危機爆發的背景下，今年三月以來美國商業銀行的存款數額就在持續下降，尤其是小銀行，一度創下2007年以來的下跌紀錄，此時讓他們擠出錢來應對挑戰，無異于“滅頂之災”。

畢竟，硅谷銀行這種美國大銀行的破產序幕，就是由一個約22.5億美元的資金缺口開始的。

即便美債危機能夠涉險解決，但是加劇美國銀行流動性危機的影響，不會輕易消除。

更何況，還有看不見的侵害也在和這些看得見的危機一同滋長——先補哪個窟窿，這也是個問題。

要知道，社會福利基金占據美國財政支出的大頭，擅自處置，將直接影響美國民眾的日常生活。

今年年初，麥卡錫也曾提議用“非常措施”在第一季度末先通過一項付款優先計劃，緩解債務危機。

曼哈頓研究所政策分析師布賴恩·里德爾，曾詳細研究過所謂的付款優先計劃。

正如他所說，在先暫停支付醫療保險等福利基金還是先剝奪政府部門的預算資金等選項中，根本沒法做出一個萬全的抉擇。

而當擅自決定優先級成為習慣，就總會有惡果“瓜熟蒂落”。

2018年初，美國剛因債務危機遭遇兩次政府停擺，沒過幾個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裁撤了全球衛生安全和生物防御部門。

該部門，正是專門防范大流行病的小組。于是，前后不到兩年，新冠疫情暴發，而美國因該部門的解散，在應對上出現了大量的誤判和不作為，浪費了近3個月的窗口期。

貝絲·卡梅倫作為該部門曾經的高級主任花了兩年時間也沒想通小組被裁撤的理由，但她堅定認為，取消該部門，就是導致美國國內應對新冠疫情反應遲鈍的重要原因。

特朗普在新聞發布會上回應裁撤抗疫小組的質疑

一次自以為是的優先級判斷，只要撞上一次特殊的時間節點，最終造成的損失是無法被估量的。

原本，解決債務逼近上限的問題，是政府必須肩負的責任，確保不間斷地向社會保障受益人支付重要款項。

可“非常措施”本末倒置，開啟了用損害公眾福利來保證政府不會“違約”的先河。

推高債務上限的背后，是美國政府的野心和控制世界的固有思路。但是推高債務上限必須有相應的資源來作為補償，而實際上，美國政府就是靠著踐踏國內法律與犧牲老百姓福祉去實現的。

除了這些現實的危害之外，還有深層的隱憂在這次債務違約危機中暴露出來。

共和黨同意提高債務上限的條件是削減今后10年約4.5萬億美元的政府支出。而他們想削減的樁樁件件全部精準落在了拜登就任后獲得的所有標志性政績上，比如要求限制可自由支配支出、停發疫情紓困金、終止《通脹削減法案》等。

明年美國的大選將至，民主黨斷然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眼看違約臨近，拜登表示，他將考慮啟用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

這項在1868年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獲批的修正案中有這樣一句話——國家不償還債務是違憲的。

于是，拜登的團隊正在研究，美國法院是否會裁定《第十四修正案》允許總統繞過國會，單方面直接指示財政部繼續發行債務。

雖然美國法院還并未給出確切解釋，但美國憲法規定，只有國會有權提高債務上限并發債。

美國內部，在用憲法攻擊憲法。

耶倫認為使用《第十四修正案》會引發憲法危機

在債務上限這一問題上，一旦圍繞憲法解釋的潘多拉魔盒被打開，“破窗效應”帶來的危害可能不僅僅發生在債務問題上，也不僅僅只影響美國國內。

要知道，當前美國提高債務上限的出發點已經開始指向對外競爭與對抗。

美國最近一輪提高債務上限，在兩個月內連提兩回。而這兩回前后，美國恰好先后公布了與中國在科技、供應鏈上開展全面競爭的《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以及為了打壓、限制別國芯片產業發展而修訂的《瓦森納協定》。

無論這次美債違約危機將會如何收場，在違約和違法間閃轉騰挪的美國已經暴露出了相當多的現實問題，美國的深度撕裂，或許才是更具風險的底層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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