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陳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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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輕罪與重罪應堅持法定刑標準

輕罪與重罪的區分只能堅持法定刑的形式標準,法定刑之設立已經考慮了行為的危害性程度,沒有必要在法定刑以外再去尋找所謂實質標準。我國刑法中的輕罪可以分為純正的輕罪和不純正的輕罪。純正的輕罪是指罪名意義上的輕罪,而不純正的輕罪是指罪量意義上的輕罪。犯罪化或者非犯罪化的刑事政策主要是針對純正的輕罪而言的,刑罰輕緩化或者非監禁化的刑事政策則主要是針對不純正的輕罪而言的;純正的輕罪的治理主要是一個立法論問題,而不純正的輕罪的治理則主要是一個司法論問題。在我國歷史形成的二元制裁體制下,較為龐大的行政處罰權和較為狹窄的刑事處罰權之間形成鮮明對照,輕罪入刑意味著司法權一定程度的擴充和行政權一定范圍的限制。輕罪入刑的同時應當暢通出罪機制、完善前科制度、規范附隨后果。在我國歷史形成的重刑結構下,應當通過司法解釋擴張輕罪范圍、限縮重罪范圍,擴大和完善非監禁刑、緩刑、社區矯正制度的適用,從而限制重刑的適用。

廣州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謝暉:

權利推定是“剩余事實”存在的必然要求

所謂“剩余事實”,是法律所漏列的事實。作為一套邏輯化的社會秩序之建構體系,法律面對形形色色的社會事實(關系),總試圖無所遺漏地規范并調整之。可事實上,再完備的法律,也不可能做到無所遺漏。法律總會因思維不周或預判困難等原因而漏列一些社會事實。對法治而言,“剩余事實”的存在,不僅意味著法律調整能力和范圍的降低,而且意味著法治的邏輯出現了縫隙。面對“剩余事實”的基本處理方式,是根據法律未禁止即自由的原則,推定為法律權利。權利推定就是在“剩余事實”出現時,對法治之法的一種必要的救濟措施。那么,對其為何不能推定為義務?因為義務的創設權只能由立法主體行使。對它的道德義務推定又何以是種權利?因為一方面,道德義務的推定只能對己不能對他;另一方面,公權主體不能為其他主體推定道德義務。權利推定在社會事實上表現為日常生活中的權利推定和糾紛解決中的權利推定;在邏輯方法上兩分為演繹推理的權利推定和歸納推理的權利推定。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梁:

以類型化思維界定“嚴重后果”主觀歸責

在我國刑法中,除危害國家安全罪和貪污賄賂罪之外,在其他各類犯罪中都規定了“嚴重后果”,涉及60余個分則條文、近80個罪名。“嚴重后果”包括概括的“嚴重后果”、半概括的“嚴重后果”、被包括的“嚴重后果”和明確具體的“嚴重后果”四種類型;其中,概括的“嚴重后果”在包含“嚴重后果”的各種情形中均有分布,且出現頻率最高。“嚴重后果”具有抽象性、客觀性、不特定性、整體性、事實與價值的雙重屬性等特點,具有決定犯罪成立的功能和綜合評價功能,其立法價值表現為能夠滿足我國法律體系的基本需求和限制處罰范圍。在“嚴重后果”的主觀歸責上,形成了有認識說和無認識說兩種學說,但各自只具有片面合理性,均無法充分解釋“嚴重后果”。應當堅持類型化思維,將“嚴重后果”分為與行為之間具有類型性的“嚴重后果”和與行為之間不具有類型性的“嚴重后果”,并針對前者和后者分別堅持有認識說和無認識說,才是有效解釋“嚴重后果”的理想選擇。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李懷勝:

網絡犯罪“明知推定”應予規范化

電信網絡詐騙等網絡犯罪的產業鏈形態造成上下游犯罪主觀犯意認定的模糊化,因而明知推定成為常見的證明技術,而司法實踐懲處犯罪的客觀壓力和主觀沖動推升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網絡幫助犯罪罪名的適用率。在此背景下,相關罪名適用存在明知推定認定的泛化、明知推定與客觀行為的連接紐帶弱化等問題。在梳理網絡犯罪領域明知推定的實踐發展路徑以及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明知推定的行為類型的基礎上,建議司法實踐應當明確“明知可能”與“可能明知”的規范差異,重建主觀推定歸罪證明標準與危害行為關聯的制度模型,以此確立明知推定的邊界,并且改變重入罪推定、輕出罪證明的司法導向。

(以上依據《中國刑事法雜志》《政法論壇》《法學論壇》,陳章選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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