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是三甲公立醫院專家，掛號收費鏈接卻是私營診所；表面以科普為噱頭，實際以賣藥為目的；打著知名專家旗號，背后是營銷團隊在運作……在短視頻平臺上，存在大量所謂“網絡名醫”，通過科普視頻宣傳，利用醫生助理引流，發起微信視頻問診，聯合私營診所賣藥，形成分工明確、高效運轉的新型“網絡問診”，而不少患者看病買藥后卻自稱上當受騙。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短視頻用戶數已超9億，許多用戶通過短視頻獲取健康知識。受訪醫療行業和法律人士表示，短視頻科普促進了醫學知識傳播，而利用短視頻將患者引流到平臺外開展私下診療活動，甚至直接開方賣藥，這一行為則可能已觸及監管紅線。

宣傳是三甲公立醫院醫生，繳費鏈接卻來自私營診所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今年8月，來自北方的患者彭先生在某短視頻平臺刷到一個科普視頻，視頻中一位穿著白大褂的人正就男科疾病進行講解，并自稱來自北京公立三甲醫院，從事中醫男科30多年。平臺認證賬號顯示，該專家為北京某三甲中醫醫院的主任醫師、醫學博士、知名專家，主治多種男科疾病。

彭先生私信該賬號后，很快就有自稱為醫生助理的人打電話、加微信，并表示找專家看病需預約掛號，通過微信發來100元掛號繳費鏈接，收款方卻是北京一私營診所有限公司。

來自湖北的患者楊先生也有同樣的經歷。去年11月，他關注了一位三甲醫院泌尿科主任醫師的短視頻賬號，私信詢問治療情況，隨后就有醫生助理私聊并加微信，其發來多個繳費鏈接均顯示為北京一私營中醫診所。當楊先生提出質疑時，對方表示，由于疫情原因，醫院實行分流會診，現在專家不在自己的醫院坐診，而在別的醫院會診。

對于患者反映的這些專家，半月談記者以普通患者身份私信其中一位專家賬號，并進入該專家建立的“粉絲群3”，群內管理員引導患者填寫一張個人信息表，稱填寫后可以免費與該專家一對一溝通。

當記者填寫個人信息后，很快就有一個北京的座機號碼打來電話，自稱為上述專家辦公室，表示到北京三甲醫院找專家面診和線上微信視頻看診一樣，都需自主預約掛號，掛號費為100元。之后醫生助理通過微信發來一個該專家在某互聯網醫院的掛號繳費鏈接，鏈接最上方提示“最近未在正規醫療機構線下看過的無法在互聯網醫院開處方”，對此醫生助理表示“專家簽字確認就可以，沒有影響”。

當半月談記者掛號繳費后，支付賬單顯示收款方為天津一家中醫有限公司，對此，醫生助理的解釋是該公司名為專家在互聯網醫院上的注冊賬號名。掛好號后，醫生助理表示第二天會推送醫生的看診微信，第三天通過該微信視頻看診。對于專家遠程會診出診地，醫生助理表示為北京一私營診所遠程會診中心，開藥也都是該私營診所，而且表示該專家具備開具處方權利，三甲醫院的專家都可以在多個醫院坐診。

表面以科普為噱頭，實際以賣藥為目的

微信引流、掛號繳費往往只是這一新型“網絡問診”流程的開始，接下來則是視頻問診、開方繳費、快遞發藥等更為模板化的診療過程。

在半月談記者掛號后的第三天，專家通過微信群聊視頻問診，簡單詢問病情和看完舌苔后給出診斷，前后持續不到7分鐘。掛斷視頻后，記者被移除群聊，隨后醫生助理發來了“28天顆粒口服2986.88元”開藥信息和一張門診病案記錄單，上面顯示為其他患者指出的北京一私營中醫診所。

醫生助理表示相關處方單均已推送至某互聯網醫院，并且不斷催促盡快支付。當半月談記者詢問能否看具體處方單時，醫生助理給記者發來一張簽了該專家名字、但隱去具體信息的處方單，并稱支付完成后才能看到完整的處方單。

一位來自河北的患者吳先生則向記者講述了其多次在短視頻平臺看病買藥的經歷。今年4月和6月，他先后在短視頻平臺上刷到成都和北京兩位男科專家視頻，聯系后同樣都是線上交費掛號、微信視頻問診、線上開處方單、繳費買中藥等一套流程。

“他們先是給我開了一個月中藥，等藥快吃完了，醫生助理又來問我用藥情況，并說要復診開藥；我說藥沒有效果，醫生助理表示是我吸收不好，而且中藥見效沒這么快。”吳先生說。

一位河南的患者任女士告訴半月談記者，她在某短視頻平臺上私信一位皮膚性病科的醫生后，醫生稱吃幾個月中藥就會好，每個月中藥費高達7000元。吃完一個月中藥后，該醫生助理又主動聯系患者推薦買藥，并稱有活動價。

多名患者向記者表示，他們收到的中藥有的是煎好的中藥湯劑，有的則是袋裝的中藥顆粒，基本都無生產日期、無保質期限、無生產廠家。

中部一三甲醫院醫務處副處長表示，目前許多知名醫療機構醫生在短視頻平臺都開設個人賬號，這些經過認證的醫生利用短視頻進行規范的醫學科普是允許的，但不應通過科普的名義引流到平臺外開展私人診療活動。

打著知名專家的認證旗號，背后是營銷團隊在操作

多名患者表示，他們之所以會在網上看病買藥，主要沖著這些三甲醫院專家來的，這些專家不僅在視頻平臺上進行了認證，且信息在三甲醫院官網都能找到，讓患者信以為真。但引起這些自稱受騙患者質疑的是：為何這些“真專家”卻干起了“藥販子”的生意？

患者彭先生向半月談記者展示了一張特殊的“協議書”，從中得以透視背后問題所在。該協議書的雙方分別是彭先生和北京一家私營中醫診所，主要協議內容是：今年10月，患者因反饋用藥問題提出異議解決方案，雙方經協商，中醫診所退給患者支付費用，并解除患者與中醫診所的醫療關系，同時要求患者此后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中醫診所提出任何要求，并不得實施有損對方聲譽的行為，不得鼓勵或誘導其他患者向中醫診所主張權利。

彭先生表示，這份協議是他主動聯系醫生維權后的結果。當感覺自己被騙后，他聯系給他看病的醫生卻遲遲沒有得到有效答復，此后他開始在網上公開舉報該醫生。“迫于壓力，那家賣藥的中醫診所給我打電話，叫我不要在網上曝光了，醫生是他們的合作伙伴，曝光已經影響到他們生意了，最后答應給我退款處理。”彭先生說。

彭先生告訴半月談記者，他目前已幫助多名受騙患者順利退款，但能退款的只是極少數，沒能退款的患者更多，有的是礙于難言之隱不想去維權，有的則是覺得投訴無門。

最近，一位受訪的上海某三甲醫院醫生專門錄制了網絡看病防騙短視頻。在他看來，相比于以前網上各種“假名醫”，目前短視頻平臺上“看病賣藥”的都是經過平臺認證的真醫生，但這些醫生背后都有商業機構在運營，從科普視頻制作、私人微信引流、醫生助理聯系，到專家視頻問診、線上處方開具、中藥快遞發貨等流程，已形成分工明確、話術固定、高效運轉的新型“網絡問診”體系，涉及公立三甲醫院醫生、私營中醫診所、賣藥團隊、商業運營機構等多個主體，批量化、模板化制造“網紅醫生”，使得本應嚴肅的診療行為逐漸演變成不斷逐利的資本行為，嚴重背離互聯網診療服務發展的初衷。

今年3月，由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國家中醫藥局辦公室聯合制定的《互聯網診療監管細則（試行）》公布，明確了互聯網診療監管的基本原則和監管要求。

北京德恒（南昌）律師事務所律師肖曉明表示，在互聯網醫院提供診療服務時，相關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都需要在衛健部門注冊備案，開展部分常見病、慢性病復診，而不得對首診患者開展互聯網診療活動。部分醫生通過短視頻平臺引流，直接繞開互聯網醫院私下掛號繳費、視頻問診、開方寄藥等，這些行為均已觸及監管紅線。

受訪人士表示，目前短視頻平臺衍生出來的這些診療亂象，影響正常互聯網診療秩序和患者生命健康，相關平臺和監管部門需加強監管，嚴厲打擊各類網絡醫療亂象，維護互聯網診療服務健康發展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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