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農加貴和他的學生。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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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北京3月12日電 (記者 薄雯雯 郎佳慧)“退休后如果村民們還需要我，我身體還扛得住，我會一直堅持講下去，讓更多孩子走出大山、融入社會。”今年57歲的全國人大代表、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廣南縣蓮城鎮落松地小學教師農加貴告訴中新網記者。

“最難忘的一天”

因家庭貧困，農加貴讀到高二便只好輟學，“后來我有一個當民辦老師的叔叔幫我打聽到有個地方需要代課老師，我一聽能有工作非常高興，問都沒問是哪個地方就答應了”。

圖為農加貴和他的學生。　受訪者供圖

當得知是“那個村”，農加貴馬上后悔了。當地人口中的“那個村”是一個連村名都沒有，集中醫治麻風病人的地方。

“我馬上跟他說，我不去！”農加貴說。然而，在叔叔和醫生的再三勸說和科普下，他還是決定“留下來試一試”。

“1986年9月1日，可以說是我這輩子最難忘的一天。”農加貴回憶說，那是開學的第一天，8位家長帶著12名孩子來到學校，“他們遠遠地站著看著我，我第一眼就看到那些家長遭病魔侵蝕而嚴重畸形的軀體，我非常害怕，只想掉頭就跑”。

可是，看到孩子們一雙雙渴求知識的眼神，農加貴怎么也邁不開逃跑的腳步。他最終決定留了下來，就這樣留了37年。

從“那個村”到“落松地”

1992年，由于學生們報考中學需要填寫地址，農加貴決定要為村子起一個真正的名字。他想到村里種植花生，而當地稱“花生”為“落松”，便向村長建議取名為“落松地”。自此，“那個村”有了名字——“落松地”。

圖為農加貴和他的學生。　受訪者供圖

最初的落松地小學，只是一間20多平方米從醫院借用的醫務室。“當時最困難的不是學校的簡陋，而是外界的歧視和不理解，特別是我外出辦事的時候。只要有人知道我是‘麻風村’來的老師都不愿跟我坐在一起。”農加貴說。

1998年，農加貴從代課教師轉為公辦教師，在上級領導的關心下被調離落松地，去往離家更近、條件更好的學校。“我記得給孩子們上最后一節課的時候，全班很安靜，只有班長問我‘老師不走行嗎？’‘你今后還會來看我們嗎？’我說‘有時間我一定回來’。”

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本想偷偷離開的農加貴卻看到孩子們都跑回家披著雨衣、打著雨傘，實在找不到雨衣的就用肥料口袋披在身上。“他們說擔心以后再也見不到我，堅持要把我送到新的學校。那天雨下得很大，我們都分不清楚彼此臉上流下來的是雨水還是淚水。”農加貴動情地說。

后來，因為接替老師不認真授課，村民們便向上級反映一定要讓農加貴回來，于是，第二個學期他又回來了。

農加貴告訴記者，“這30多年我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我送出去的孩子有考上公務員的，有當老師、醫生和警察的，他們每逢過節放假會先來學校看我，教師節時都會發短信給我，讓我非常感動。”

“讓更多孩子走出大山”

從1986年到2020年，落松地小學一直只有農加貴一名教師，為了兼顧所有學生，他往往先去給高年級學生布置作業，再去給低年級學生授課、布置作業，之后再回高年級上課，檢查其作業情況，每天如此來回奔跑穿梭于班級之間。

2020年，發生了一件令農加貴萬分高興的事：落松地迎來了一位新老師。農加貴介紹說，新老師是一名年輕的特崗教師，為孩子們補上了他上不了的英語課。

對于如何留下更多鄉村教師，農加貴表示，希望加強邊疆少數民族教育的硬件設施建設，切實提高鄉村教師待遇。他建議，讓優秀教師到鄉村學校定期輪崗，讓鄉村老教師能學習先進的教學理念。同時鼓勵師范生優先到邊遠山區學校實習，多舉措提升鄉村教師隊伍素質。

被問及大半輩子待在落松地小學是否值得時，農加貴毫不猶豫地回答：“值！”

他說：“因為那個地方需要我，在那里我不僅僅是孩子們的老師，也是村民們的夜校教師，是村民與外界溝通的橋梁，而且他們讓我找到家的感覺，這是我一直堅守在這里的原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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