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會消散。

這話也有前提，必須是好人一生平安的人，是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人，是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的人，是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的人，是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人，是平生不會相思才會相思便害相思的人！換言之，某些人生不管過去多少年，也還會在浩瀚史冊中一筆不茍地存在，為了形容諸如此類，甚至專門創造了“董狐直筆”的成語。可惜的是，這等人生只是作為宏大敘事的墊腳之用。

一位從未謀面的人，經朋友介紹，送來這一大疊小說稿，還沒開始閱讀，自己就忍不住要先發些感慨。朋友的朋友是受人之托，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不是文稿的主人，真正的主人名叫覃亞四。從一般角度上講，他的人生終止于花甲之年。在時光人生與文學人生相互剝離三十年后，人生中最值得流傳的部分，通過自己親手完成的文本長存于世。

(資料圖片)

從事文學工作幾十年，見過各種各樣的作品，說得出來理由的好作品與說不出理由的好作品，懶得多看一眼的廢話簍子與不得不看的廢話簍子，令人振奮與使人沮喪同在，刻骨銘心與過眼云煙同感。盡管歷經這許許多多，讀到覃亞四先生的文字時，仍舊有一種突如其來的驚訝。很難想象，此生無怨無悔的作者，于一九九三年離世前，三山五岳之下，東西南北中間，還沒有什么優質的慢生活，也不提倡等一等靈魂，在恰好六十年的生涯中，數不出有幾回歲月靜好，值得一說的只有勤勞、節儉、奮斗和奉獻。令人感懷的還有，當年工作場景遠比時下繁忙，上班時間不是以周計，而是以月計，甚至以季度計，幾乎沒有屬于個人的閑暇，作者還能見縫插針擠出時間，寫出這些令人怦然心動的中短篇小說。正值壯年的覃亞四，癡迷地愛上寫作，卻并不將寫好的作品投寄出去，以求發表或者出版。這也證明了，寫作的重要性不僅僅是為了成名成家，而是我需要寫作，我才寫作；我需要文學，我才熱愛文學。這個道理太樸素了，反而使得人們對其中深意視而不見。

如果將文學比作一個必須量化的工程項目，以此來衡量各個階段的重要性，設計與建造的舉世矚目，并不等于該工程項目的曠世之功。一條運速超快的鐵路，來來往往的車廂旅客只有空氣和陽光，肯定是欺世盜名。一座高樓雄居世界之首，上上下下的電梯乘員除了蚊子就是蜘蛛，當然就是“鬼樓”了。鐵路是用來運送人員貨物，不是比賽鋼和鐵誰跑得快。高樓是要使人安居樂業，并非專供嫦娥奔月的天梯。在文學中，經典所占的位置是大海上耀眼的冰山，那些因為熱愛才寫出的作品，則是海水下面深藏不露，無限大的冰山山體。缺少因為熱愛而存的普通作品，就無法完成文學的經典化。相對文學經典而言，用樸素的熱愛，從事樸素的寫作，會讓其他人認為做得不夠好，這種看事情的角度其實也不夠好。一個人的文學，首先是人生品相的追求。所以才有我們常言所說，不養一個女兒，父親內心的深愛就無從表達。普通人的生活中沒有文學，就很難有機會陶冶出包容塵世的大愛之心。

二〇二〇年春天，武漢三鎮遭受突如其來的疫情襲擊，一千一百萬人盡數封閉在各自家中，連窗戶都不敢輕易打開。也有些人從早到晚，在那里詛咒病毒，甚至將許多東西泛病毒化，那勁頭，那模樣，似乎只要用比病毒還要兇悍的言語進行還擊，就能達到以毒攻毒的功效。病毒顯然不在乎這些無損自身皮毛的口水，卻使得某些人群中充斥著比病毒更加可怕的戾氣。所謂江漢無言水自流，兩年后的這個苦夏，讀到覃亞四先生遺留下來的這份文稿，內心深處的慰藉，已然超出文字本身。說是很難想象，其實還是能夠想象。武漢“封城”的七十六個日日夜夜，一千一百萬生命個體并沒有活成某些別有用心者認為的千人一面的苦悶樣子，在那些看上去了無生氣的門窗后面，曾經被五光十色的生活表象屏蔽的普通人，得以悄然發出動人的輝光。在疫情最危急的時刻，有人說，病毒越是兇險狡猾，越能激發生命的潛能，甚至有利于促進人類的進化。那種時刻，那些不愛聽大實話的人，變本加厲的反常反應可想而知。事情過去了，再回頭看，對于早前的過分行為沒必要臉紅，更不需要道歉，能在自個兒內心分清人性來路就好。就像覃亞四先生的家人，一方面同左鄰右舍一樣，將每一扇門窗當成關隘來守衛，一方面又翻箱倒柜找出覃亞四先生的遺作，拂去三十年的蒙塵，全家人聚在一起，一字一字地體會父輩經歷過的不易，一句一句地感恩父輩留下來的美好。用這些后輩兒女的話說，如果不是疫情，哪兒會想起父親留下來的這些從未示人的文稿？如果不是疫情，又哪兒會想起要使這些幾近人生自述的文字公開出版？

不久前，國內外一百多名專家學者就《鳳凰琴》發表三十年進行學術研討，我曾說過這么一些話：“一個作家帶著自己的作品回到故鄉，受到父老鄉親的認可與歡迎，這樣的榮譽，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做到的。”在文學中，所謂墻內開花墻外香的作品，是不正常、也是靠不住的。一部描寫普通人的小說，時隔三十年，還能在社會生活中有著如此反響，實在讓人意想不到，這也是文學生命力的一種體現！常言說，近鄉情更怯。無論是慣于拋頭露面的資深寫作者，還是與覃亞四先生類似的不為人知的潛在寫作者，能與家中男女老少一起愉快地分享自己的文字，遠比那些八竿子打不著的贊美更加榮幸。

將覃亞四先生的遺作按時間線索一篇篇接續起來，宛如一部從共和國捍衛者到建設者的個人奮斗史。最早的《瓊島筑夢》中年輕的工程兵戰士，由荊江分洪到南海之濱挑戰臺風、修筑國防公路再到新建武鋼，洋溢著與共和國同步的青春華彩。接下來的《長堤破曉》描述了在十年特殊時期，人與社會同在歷史漩渦中，再難再險也要守望相助，保護家園，期盼未來。到了《綠葉黃葉》的八十年代初，那是一段歷史與時代難得一起浪漫的日子。然而，浪漫的日子終將要告一段落，對幸福浪漫的分享，必然會引出矛盾的另一面，《江漢春風起》如實寫出改革進入到瓶頸期，身處其中的每個人無法不像分享幸福那樣去分享社會生活全方位的艱難。

三十余萬字，不算長，也不算短，從頭到尾，令人感受最深的還是那永不褪色的樸素。

當前的文學，說樸素的很多，真正樸素的極少。

說到底，真正的樸素需要有資質和資格。

正如無法要求一個混沌初開的少年是樸素的，更不可以責備一個尚未啟蒙的幼兒做人不那么樸素。樸素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樸素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樸素是曾經滄海難為水，樸素是高處不勝寒！

覃亞四先生的樸素，是一種宛如史志的與生俱來。

讀覃亞四先生的小說時，自己還在讀《東周列國志》。杜牧曾言“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意思是說，滅亡六國的是六國自己，不是秦國；消滅秦王朝的是秦王朝自己，不是天下的人。如果六國各自愛護它的人民，就完全可以依靠人民來抵抗秦國。假使秦王朝又愛護六國的人民，那么皇位就可以傳到三世乃至傳到萬世，誰能夠族滅他們呢？就此杜牧進一步說，“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如果后人哀悼六國和秦王朝卻不吸取六國和秦王朝的教訓，只能使更后的人又來哀悼這些后人。

這種興亡之論，用于文學藝術也是真理：文學藝術的高峰只能建立在自己腳下堅實土地之上。樸素很容易被當成浮云，當成非才華，當成茶余飯后的一地雞毛，而要體驗樸素在各個方面的偉力，既要胸襟寬廣，更要一個人表里如一。誠如六國興亡由民心向背所決定，秦王朝僅二世便不再同樣由民心向背來決定。令人們贊頌的樸素，總是在關鍵時刻用來證明文學藝術高峰與低谷是如何發生的。沒有樸素就沒有土地，就沒有萬物升華；沒有樸素就沒有營養，就沒有文學藝術光彩照人。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性者得人生。在人生中，任何本領都比不過人性，人性強大了，言談舉止之中，都會蘊涵事半功倍的效應。在人性中，最突出的價值則是樸素。面對比人類還古老的病毒，人類本該用比病毒更善于進化的樸素本領，找出比消滅病毒更加可靠的方法。這種辦法就是讓自己變得更加強大，而不去干涉病毒的強大與否。大愛之下，生命與共，人類才能長存。這世界，唯有人的大愛才能勝過比人類還要古老的病毒。覃亞四先生不知道二十一世紀的人間會出現一種全新的病毒，疫情之下，他的遺作卻是世道人心的一種見證，這樣的生死之交，是值得信任的。

二〇二二年九月四日于斯泰苑

劉醒龍

(作者系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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