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點特稿第1243期

弟弟出事之后

一

我弟弟一家四口，偏偏選在2019年6月底來北京游玩，他們有所不知，這是我人生最不濟的時候。我只能答應，并且講好條件：陪他們玩一天，剩下的時間，由我的信用卡陪著。確實有點不近人情，但是也沒其他辦法，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難處。等他們離開那天，到底還是落了個“沒有人情味兒”的評價，也是意料之中。

我只知道，弟弟的工作和“氬弧焊”有關，初中畢業后，他費盡周折，總算學到一項安身立命的技術。我們平時聯系不算多，通常都是他給我打電話，因為沒什么共同話題，久而久之，我把接他的電話當成一種負擔。他和我父親很像，感情豐富，性格暴躁，講話喜歡夸大其詞——某種程度上有點像意大利人，除了沒有夸張的手勢。他也遺傳了我母親謹小慎微的神經質，這就是為什么，我到現在都不敢相信，他竟然因為詐騙罪進了監獄。

世界上很多事都是有聯系的，一環套著一環，復雜程度超出人的想象。我弟弟之所以執意要在6月底來北京，是因為這個時間點剛剛好：孩子們期末考試結束，有幾天“等成績”的空檔，而7月初他就要奔赴廣西，經人介紹，那里有份做不銹鋼樓梯扶手的新工作正等著他，老板是安徽人。后來我們才知道，除了我弟弟和另外一個工人是河南同鄉，其他人都來自安徽。不僅如此，這個10多人的流動裝修隊只有兩個工人，其他人只負責跑業務。冥冥之中，那個牢獄之災在前面等著弟弟。

事實上，他本來可以躲過。8月下旬，因為縣城的新房貸款審批手續需要他親自去辦，弟弟回過一次河南，按照原計劃，他本來準備9月中旬再回廣西。在這個節骨眼上，他的同事、另一個氬弧焊工家里出事了：這個人和我弟弟同名，他老婆大中午騎輛自行車，帶著兩歲的女兒穿越看似空蕩蕩的馬路，闖紅燈時被一輛“從天而降”的貨車撞倒，孩子當場身亡，她自己躺在醫院里，需要馬上動手術。

我不滿意母親的地方是，有時候，她眼里只有自己的孩子，看不見別人。弟弟“進去”滿一年，她不經意間問了我一個問題：“為什么另一個工人沒事？”我當時很生氣，在電話里對她說：“在法律上，這叫犯罪中止。從感情上講，這人是我弟弟的朋友，他自己付出多大的代價，你又不是不知道。況且，他家里遭了這么大的難，老婆躺在醫院里，還在關心你兒子的下落。換成我們，能做到嗎？”

那個焊工回家后，在老板的建議下，弟弟決定提前回廣西，否則裝修隊將面臨沒有工人的窘境。一星期之后，因涉嫌詐騙，包括弟弟在內的10個人被當地警方抓獲。抓捕是在深夜兩點進行的，可想而知，他肯定受了不小驚嚇。這天是2019年9月10日。當天晚上開始，他與家人處于失聯狀態。

幸好那天我也在河南老家。自從2006年開始在北京上班，夏天我從未回過老家。鬼使神差地，2019年9月1日，我決定回家一趟，如果非要給這次河南之行找個理由的話，可能是因為在北京諸事不順，需要換個環境讓自己放空一下。我那時當然不會料到，家里有個更大的噩夢在等著我：兩個女人，母親和弟妹，不分晝夜地號哭。

我是個沒什么耐心的人，不管是對孩子還是對老人。在我看來，深更半夜把人嚇醒根本不值得同情，更何況，我從小聽著女人啼哭長大，對此有種生理性反感。很難想象，到這時候，一個兒子不是去安慰母親，而是把她從頭到腳數落一番。我確實是那么做的。

我雖然長期從事電影雜志工作，畢竟也算是記者出身。弟弟失聯第二天，我就從他那不幸的焊工同事提供的有限信息里，首先確定這個裝修隊經常在哪里出沒，并向當地派出所打了電話——電話是網上搜的。民警在電話里告訴我，我弟弟確實是在押狀態。某種程度上，這消息可以暫時讓家人欣慰，起碼出車禍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弟弟在裝修隊兼任司機，經常在山區開夜車，出個車禍也有可能。后來我經常這樣勸自己，間或勸勸別人，“盡管向警察要人很難，但是好過向死神要人。”

弟弟被捕這件事，對整個家庭影響很大。我們所有人，都不得不暫時從自己的小世界中走出來，去重新打量一個叫現實的龐然大物。和很多沒見過什么世面的人一樣，從一開始，我們就在自欺欺人。“他只是個工人，肯定會馬上放出來，不用擔心。”它和二戰時英國政府發明的激勵標語“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靜 繼續前行)”有相同的功效，有段時間，這句話經常在我家飄蕩。

二

9月15日，也就是裝修隊全體成員被抓第五天，我和弟妹踏上了去廣西某縣(為了敘述方便，暫且稱它香蕉縣)的旅途。從那天起，我就和香蕉縣結下不解之緣，先后5次，要么從河南出發，要么從北京出發，來到這個距廣西首府南寧一小時車程的小縣城：頭兩次我和弟妹結伴前行，第三次我帶著家鄉的律師前往，后兩次我只身從北京出發。

此后一年多來，每天睜開眼，滿腦子都是，千里之外，自己的弟弟正在坐牢。10個看守所里的人，背后是9個家庭——裝修隊老板和老板娘同時在押，這家有兩個孩子，據說小的在上初中，大的讀高中。他們和我一樣的心情。“我給刑庭打過電話，受疫情影響開庭時間還沒定。”家屬微信群里不時有人分享類似的信息。在這里，素昧平生的人相互勸導，偶爾也會爭吵。至于爭吵的原因，一般是因為錢，尤其到了向被騙人退賠環節——

“反正我算的那份不包括你弟弟，他既然知道這是犯罪，還一直去做。這里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有個業務員的女兒直截了當告訴我，她父親50多歲，是第二次“進去”。

在2020年7月一審判決結果出來之前，對于弟弟的刑期究竟有多長，我們都沒底。最壞的結果，正如當初我們聘請的那位香蕉縣的律師所說，是3年以上。可想而知，每次去廣西，都像帶著一場大病在旅行。我的家鄉在河南北部一個小縣城，從這里出發，要先坐火車到達鄭州車站，然后坐大巴去機場，乘飛機到達南寧后，再打車或乘機場大巴去南寧火車站，從這個火車站坐車來到香蕉縣，再打車去當地的看守所。

第一次去香蕉縣，我們的航班到達南寧機場是深夜1點50分，這里距離南寧火車站32公里，為了省掉打車和住宿費用，我們就在機場麥當勞餐廳的餐椅上對付一下。熬到早上6點多，那時機場大巴開始運營，只用20元，就可以把人送到火車站。弟妹睡覺的時候，會把她的皮包當枕頭用，那里面裝了錢，得寸步不離才行。俗話說，窮家富路，更何況，前面有律師費、退賠和罰金等各項支出等著她。如果這時候把錢丟了，那等于要了她的命。總之，事已至此，錢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這就是我干活兒的地方，好好看一看。”一到廣西，耳邊仿佛有個聲音對我說。那是弟弟在說話。每當這個聲音快被煩惱淹沒時，他就會提醒你，“好好看一看”。比如有一次，我從公安局把他的手機取出來，關機后放在包里。早上5點鐘，房間里突然響起鈴聲。原來是手機鬧鐘。我也是那時才知道，他在廣西打工，5點就起床了。

從16歲起，弟弟就成了一個謀生機器，真正在家的日子屈指可數。和弟弟一樣，弟妹也是初中畢業就開始打工。不同的是，婚后她很少獨自出門，不可避免地，一離開家鄉，她就和盲人差不多。毫無疑問，這個觀念保守的女人承受的壓力最大：家里有兩個孩子，都在上小學，剛在縣城買了房子，已經開始還房貸。從結婚那天起，她就和自己的丈夫牢牢地綁在一起，不分彼此。

有一次在香蕉縣，她和我從公安局出來，決定步行回賓館，那天我們心情都相對不錯。

“你為什么這么愛他？”走在路上，我這樣問她。

“你弟弟從來不打我，他是他的朋友里面唯一一個不打老婆的。”她回答，臉上是難得的輕松表情。很難相信，這話出自一個30歲出頭的女人口中。

在廣西的大多數時候，弟妹臉上都是驚恐的表情，她在硬著頭皮和這個世界打交道。首先，她不太會說普通話。其次，對于這個社會究竟在如何運轉，她一竅不通。這不能怪她，如果不是托她丈夫的福，我也從來沒有機會進出公安局和法院的大門。我們都生活在各自的小池塘里，不同的是，我這個在北京的小池塘，一到冬天就自動加熱，他們在家鄉冷一些。她非常有耐心，每次去香蕉縣公安局打聽弟弟的情況，都抱著一副尋根問底的架勢。“我們是不是該回去，要一下那人的電話？”都已經離開了，她突然這樣說。“壞了，剛才忘了問生活費他今天能不能收到。”都快到賓館了，她決定再去趟看守所。“你說他是不是騙咱們的？”到了沒人的地方，她會問我。

南方的夏天異常濕熱。我們人生地不熟，很多時候，從賓館里出來，對于今天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只能憑直覺。有時候，為了安慰自己，我們會多往看守所跑幾趟，雖然明知見不到他。在案件偵查階段，看守所不接受家屬會見申請，這時候只能請個律師去會見。到達香蕉縣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6日，我們在當地請了個姓鐘的律師，費用是2000元，只為讓弟弟知道，家里來人了。鐘律師話不多，對于我們這樣的外地人，他很清楚，這是一錘子買賣。所以2000元拿到手，速戰速決，當天上午就見了我弟弟。

“你弟弟沒事，他只是個做工的，應該不會正式逮捕。你們放寬心！”會見結束后，鐘律師對我們說。由于他口音比較重，我們得豎起耳朵才能聽個大概。所謂一錘子買賣，就是說，當律師把我們想說的話帶進去，把我弟弟的話帶出來，雙方的合作關系即自動解除。可笑的是，直到傍晚，我們才猛然想起，有件重要的事沒問。

“我弟弟有沒有托您捎什么話給家人？”我問鐘律師。

“叫你們放心。”過了很久，我接到這條短信。

三

第二次去廣西，我倆是帶著希望去的，確切地說，是來領人的。“在所有的嫌疑犯中，你弟弟是這個。”香蕉縣公安局刑偵大隊的民警豎起一根小拇指，這樣安慰我們。直到弟弟被捕一個月之后，對于他為什么被抓，這個裝修隊究竟干了什么，我依然沒有任何頭緒。在偵查階段，案件的詳細情況是不會讓家屬知道的，律師也沒法調閱卷宗。相比第一次的蜻蜓點水，第二次廣西之行才是真正的考驗。我在廣西待了10天，幾乎每晚都會做噩夢，印象最深一個夢里，溜冰場漏電，很多小孩觸電身亡。

2019年10月16日，下午5點多鐘，那時政府機關快要下班了，我們聽從家鄉一個熟人律師的建議，去了香蕉縣的檢察院。在一樓服務大廳，有個長得胖乎乎的男辦事員接待了我們，他用標準普通話輕聲細語地說道：“從你弟弟在名單上的排列順序看，很有可能，他是主犯。”這話不啻晴天霹靂，就像你因為流鼻血去就醫，卻被醫生告知，有可能是癌癥。有那么幾分鐘，我感到絕望，弟妹則已經嚇得哭起來。當厄運降臨的時候，人的本能反應是恐懼，隨著時間推移，恐懼慢慢轉化為痛苦。恐懼在前，痛苦在后，上帝會給我們足夠的時間哀嘆。再三確認后，感覺已經無力回天。但是理智告訴我，必須做點什么，于是只能強作鎮定，當場給“尊敬的檢察官先生”寫了封申訴信，并按了手印。

所謂申訴信，無非擔保“他是個好人”。那時根本沒時間考慮，它究竟有多大作用。

我問弟妹：“你覺得這樣寫可以嗎？”

“我沒心情看，就這樣吧。”她的下嘴唇已經破了，臉上的小雀斑看上去也比平日多，那是操勞和恐懼的結果。

檢察院門前有片草坪。接下來，有十幾分鐘的時間，她坐在圍起草坪的路邊石上，開始哭泣。“哥，該咋辦？”她聲音顫抖著，用河南話說道，“天都塌了。”我當即決定，再去趟公安局，雖然上午我們剛去過。做記者這一行，多方核對信息是少不了的，類似的職業訓練運用到生活中，可以幫你獲取更有質量的信息。從弟弟出事那天起，我每天都在打電話，至少有100個人接過我的電話。這其中律師居多，他們有的說不要緊，有的說很危險，有的說不好判斷，有的在電話里呵斥你“什么都不懂”，要么便是“太啰嗦”。

果不其然，到了公安局，有位辦案民警告訴我們：“那個名單是按照抓捕順序報上去的，跟是不是主犯沒有任何關系。”算是暫時吃了顆定心丸。知道是虛驚一場后，弟妹剛才癱軟的身體總算恢復一半，只是余悸未消，上半身仍需靠在陽臺上，才能勉強站穩。民警只好繼續寬解：“放心吧，姑娘！沒什么大不了。”“那為什么剛才檢察院告訴我們，我老公是主犯？”她抽抽嗒嗒道。大概就是從這天起，她好像得了強迫癥，不管什么問題都要反復確認，末了還會說，“誰知道人家是不是在安慰我們。反正現在不管誰說什么，我都不敢再相信。”

那顆定心丸的藥效很短，最多能持續到次日下午5點之前。在那之后，報捕的10人中，大多數人將接受一個現實：被檢察院正式批捕，之后是漫長的等待，等待偵查階段結束，等待鑒定結果出來，等待開庭，等待一審判決，等待服刑期滿。

作為犯罪嫌疑人家屬，我自己的感覺是，整個過程沒完沒了，讓你焦頭爛額，讓你永遠看不到頭。就像美國小說家多克托羅說的，“我從自己的生活里得到的經歷非常有限。事實上，只要有可能我就避免經歷，大多數經歷都不好。”但是畢竟，我們離那個時刻還有20多個小時。所以從公安局出來，在潛意識里，覺得有必要慶祝一下。慶祝什么呢？大概是“虛驚一場”。

那天晚上，在一個路邊店，弟妹和我點了一瓶啤酒、兩碗南寧老友粉。在酒精作用下，加上有種劫后余生的幻覺，她突然變得健談起來——那是我們兩次去廣西，她話說得最多的一次。

四

訴訟之路，當你踏上它的第一天起，就該清楚，這是個希望不斷升起又不斷落空的過程。對犯罪嫌疑人家屬來說，一旦正式批捕，幾個月之后，人會進入半逃避的麻木狀態，這是身體啟動了自我保護程序。在律師可以看到卷宗之前，一切都是未知，說那是“薛定諤的貓”也不為過：案件的嚴重程度是由團伙涉案總額決定的，間接決定了所有人的刑期，具體到個人，還要看當事人涉案金額、其他嫌疑人的口供，以及公安機關判定他是主犯還是從犯，等等。總而言之，他的刑期可以很長很長，長到你無法接受的范圍。

就拿我弟弟來說吧，如果判的是3年以上，對他的小家庭將是毀滅性打擊：等他出獄，孩子都上初中了。最壞的結果是刑期更長，孩子上了大學。至于最好的結果，當然是不批捕。只是我早有預感，這樣的好事可能不會落在我弟弟頭上。

2019年10月17日，整整一天，我們都過得心神不寧。從出事那天起，弟妹每天都在默默禱告。只是睜開眼，對面仍是一堵墻，命運這東西，依舊像賓館墻上俗氣的墻紙花紋一樣，讓人捉摸不透。最終，我們接到律師的電話，他從檢察院打聽到的消息：10人中有9人批捕，只有一個業務員被釋放，你弟弟也在被捕之列。弟妹當時差點昏過去。

當天晚上，我接到一個電話，是那個業務員的兒子打過來的：“我應該叫你哥哥……能不能麻煩你把我爸爸接出來？”讓人哭笑不得。

我也是后來才慢慢理解，為什么有些劇變，比如人類歷史上那些假槍決，會導致囚犯出現精神錯亂。10月18日，民警傳話給我們：“你弟弟在看守所得知自己被批捕，一時接受不了，又哭又鬧，你們最好想辦法安撫一下。”據說弟弟情緒非常激動，他和我們一樣，最初以為自己不會被批捕。由于家屬無法會見，當務之急，只能請律師。

18日上午，從公安局出來，我們又火速趕到一位姓胡的律師家里，他戴副金絲邊眼鏡，50歲左右年紀。之所以找他，原因很簡單，他創辦的律師事務所離我們住的賓館只有幾步之遙。就在昨天下午，我們剛見過他的助手，并且問好了價格，會見一次2000元。和我們上次請的鐘律師一樣，胡主任(他的助手這樣稱呼他)的普通話也不怎么好，甚至更差。由于情況緊急，根本沒有太多選擇。胡主任建議我們簽一下“刑事案件委托代理合同”，最好把三個階段(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的事務都委托給他，費用是筆不小的數目。所以我提出來，先見過我弟弟再說，其他的好談。

“我們先付您2000元，如果打算繼續聘請您，再把剩下的錢付清。您看怎樣？”我問他。

“誰告訴你會見一次是2000？我可沒說啊，有人跟你說過嗎？”胡主任環視一周，他的兩個助手各站一旁。“我可沒說。”其中一個助手連忙撇清。另一個助手面有難色，沉默不語。

弟妹和我什么也沒說，當場交了3000元錢。

那天上午，胡主任在看守所見到了弟弟。他帶出一句話，“你弟弟說，如果是一年，他可以接受。如果是一年以上，他就自殺。”這句話我一直埋藏在心底，并且恨了弟弟很久。“判3到10年也是有可能發生的事。”胡主任一再強調。這句話起了很大作用，離開廣西之前，我們想來想去，決定再補交7000元，和他簽一份偵查階段的委托合同。

“等我們走了，起碼這里還能有個人。他說多少就多少吧，我們把錢給他，再給他買條好煙……人心都是肉長的。”弟妹說，那時她已經筋疲力盡了。

在廣西的大部分時間，只要醒著，我們都在東奔西跑：從公安局到檢察院，從看守所到當地的法律救濟站，從律師事務所到郵局。她不斷地給丈夫寫信，一封又一封，還把兒子畫的小老虎夾在信封中，并附上一句，“你兒子畫的，盼你早點出來”——真相是，小老虎是她兒子畫給我的，被我無意中從包里翻了出來。回到賓館，她要么暗自垂淚，要么眉頭緊鎖坐在床邊發呆。曾經有兩次，我失去了耐心。一次是拘捕通知書被她落在胡律師家，那時我們還沒考慮好要不要和他簽約，再去一趟難免尷尬。還有一次，我從外面帶了吃的給她，放了很久都沒動過。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不想活就別吃。”我對她說。

過后想想，真不該那樣，她已經夠無助了。

“如果不是因為你弟弟出事，我一直覺得，日子還能將就著往前走，自己過得還可以。”她說。

五

弟弟結婚很早。在河南農村，如果沒上過大學，很多人不到20歲就已經做了父母。結婚前，他在北京的餐館做過雜工，時間很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份工作是我幫他找的，就在我上班的公司附近。那是2008年之前，人們連智能手機都沒有，如果想訂餐，只能打電話，到了用餐時間，弟弟也會幫忙送外賣。

“我給(演員)陳道明送過外賣。”他曾說。

“我從來不接千鶴家園的訂單，因為我怕送外賣的時候，讓你尷尬。”他告訴我。

那時我在北四環一個叫千鶴家園的小區工作。印象中，我還幫他解決過一次餐館員工之間的糾紛：他剛去不久，就有個廚師在宿舍丟了手機，他成了重點懷疑對象。起碼他是那么認為。前面說過，弟弟遺傳了母親謹小慎微的性格，凡事喜歡追求完美，有時哪怕別人一個眼神，他也會在意很久。對于很多既沒背景又沒文憑的年輕人來說，北京只是他們人生的驛站，我弟弟也不例外，很快他就回了河南。送他離開的那天晚上，我們聊了很久，從北京這座城市聊到各自的性經驗。

他是個很有趣的人，重情義，嘴巴甜，交游廣闊。雖然長年在外打工，和朋友一年見不了幾次面，但是從他被抓那天起，坐牢這件事，相當于在他的朋友中間扔了一顆小型炸彈。有段時間，弟妹每天都能接到各種慰問電話，有的是他小學同學，有的是他初中同學，有人把錢準備好了，有人二話不說直接把錢打來。在很多小地方，人們評價一個人是否成功，除了金錢和地位，還有一個重要標準，那就是，你是否懂人情世故。弟弟可能是我們家情商最高的，從這點來說，我父親倒更像個孩子。

就像去餐館做雜工一樣，氬弧焊對他來說也是不得已的選擇，都只是謀生手段。終于有一次，他頂著家里的壓力，決定改行。氬弧焊對眼睛傷害很大，從20歲開始，他就一直在看眼科。大概五六年前，他打算學門新手藝，做煎餅果子，為此還專門來了趟北京。那年夏天，由于我住的地方小，他只能打地鋪，睡在一張涼席上——他從小就有說夢話的習慣，有時正睡著突然坐起來，這習慣他后來一直保留著。在北京住了3天，我聽他說了三晚夢話。白天，我們劇烈地爭吵，到了晚上，他會變成另外一個人。我永遠忘不了，有天后半夜，房間里響起教堂唱詩班的童聲：“每當試煉來臨，時日痛苦難當，我就口發怨言，心中充滿失望……”竟然出自我的親弟弟。非常夢幻的一幕，以至于后來我曾反復向他求證，“到底是不是你唱的？”“不是！”他說，“我從不說夢話。”

他到底還是和煎餅果子無緣。很快，他就回去了，扛著一輛笨重的童車上了火車，那是我送給他女兒的禮物。臨行前，我們再次劇烈地爭吵。他的胸腔里有很多憤怒，我的也許更多。“未富先老”是我對他的評價，“永遠是那樣，沒一點改變”則是他對我的評價。那是他最后一次指望我，從那以后，我們只是每年春節見一次面，平時聯系少得可憐。

“我要買房了，明年你能不能借我點錢？”2019年，有一次，他在電話里試探我。

“我很想幫你，可是我真沒錢。”我說。

“就知道你沒錢，也沒指望你幫忙。不過說實話，如果哪天你需要錢，我一定會幫你的。”他越這樣說，我越是內疚。

但是在心底，他其實是對我網開一面的，某種程度上，我在他眼里既是大哥也是外星人。有時候，他甚至為家里有個外星人感到自豪。前年春節，去車站時，他開車送了我一程。“兩個孩子很崇拜你的。”他在車上告訴我。當然，如果這個外星人多少有些錢，那就更好了。只是世上沒有完美的人。

六

到2019年10月底，關于裝修隊如何實施詐騙的細節，開始浮出水面。這次我弟弟上了當地新聞，在一張新聞照片上，我看到他上身穿紫色T恤，下身穿牛仔褲，腳上是雙匡威帆布鞋——他戴了手銬，但是如果不仔細看的話，還以為他是個民警。和其他幾個嫌疑人大大方方把手銬亮出來不同，在相機快門按下的一剎那，他用左手巧妙地將銬環遮住了，這動作非常符合他的性格。

簡單來說吧，在香蕉縣，這個裝修隊以“長期租用自建房作樣板房，且免費對整棟樓房進行裝修”為誘餌，把一個不銹鋼樓梯的單子接下來，因為不兌現承諾，且索價過高，用料低劣，導致被舉報。這個騙局大致分三步：瞄準某棟未裝修的樓房，以裝修公司名義向房主提出租賃意向，條件是對方須出資安裝樓梯扶手；安排同伙上門安裝；待房主支付材料費用后跑路。我弟弟就是那個“同伙”，他或天真或心存僥幸地認為，自己只是在干一樁體力活兒。

2019年12月20日，廣西那邊的檢察院通知我：你弟弟的案子已經過檢，帶個律師來簽認罪認罰書吧。必須馬上找個新律師，我立即從北京趕回老家。這是第三次聘請律師，為了穩妥起見，我們決定在老家找一位。他姓薛，說起來，還是我姨媽的學生。就這樣，第三次去廣西，我是帶著薛律師去的。那天正好是冬至，出租車司機對我說：“你們是北方人吧？我今天剛吃過餃子。”

好在薛律師辦事效率很高，我倆用了一天的時間，干完了這些事：去檢察院找檢察官，臨時去街上買了光盤，作拷貝卷宗用，然后打印卷宗，接著帶檢察院的辦事員去看守所見我弟弟，順便在律師的見證下簽了認罪認罰書。我臨時充當了薛律師的助手，此外，我還要負責他的住宿和出行。這輩子，我從來沒有如此無微不至地照顧過一個人。

12月22日，律師從看守所出來，遞給我一封信：“你弟弟給你寫的。”我沒有當著他的面拆開，怕自己眼淚不爭氣——從他出事那天起，我沒掉過一滴淚。就像操辦一場葬禮一樣，在這時候，每個家庭都需要有個不哭的人。我正好比較心硬，那就交給我吧。“一定要想辦法、無論如何快點把我救出來”，這就是那封信的主要內容，撲面而來的求生欲。

看守所的管教告訴我，弟弟在看守所可以看電視，平時也不戴手銬和腳鐐。“那樣對改造不好。”他說，“剛來的時候，他一見管教就哭，現在好多了，已經習慣了。”

“看守所有人自殺嗎？”我問。“以前有過，吞食肥皂。現在有24小時監控，不太可能。況且現在他們也摸不到肥皂。”

七

庭審是2020年6月16日舉行的，我參加了旁聽，檢察官每次念到弟弟的名字，都會特意加一句，“冒充安裝人員前去安裝”。也就是說，他雖然沒有直接參與詐騙，卻是詐騙環節不可缺少的一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那天庭審是以視頻連線的方式進行的，只是很可惜，由于網絡故障，我能看見他，他卻看不到我——在受審的人中，他是最年輕的一個。和我想象中的不同，所有人都沒有剃光頭。

不管怎么說，這次庭審又讓人看到一線希望：檢察院對我弟弟的量刑建議是10到18個月，確定是從犯。

庭審結束后，考慮到有些家屬就在現場，他們已經很久沒有和親人通過電話，檢察官決定讓我們對著視頻說兩句。

“你可以坐下說，不著急。”女檢察官示意我。

“照顧好自己，家里都很好。”我對弟弟說。

“你回去的時候，路上注意安全。另外，盡快把該退的錢退了。”他拿著話筒，再三囑咐我。

“放心吧！”我告訴他。

就在這時，薛律師犯了一個美麗的錯誤——過后想想，這是無心之失，甚至可以說，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他奪過話筒，對弟弟說道：“你再忍忍，下個月9日，也就是7月9日，你就能出來了。”

“好的，我知道了。”弟弟強忍激動。他沒想到的是，7月9日之后，他還要在牢里繼續等待。那種無望，恐怕只有當事人自己清楚。

對于弟弟和我來說，這場疫情無疑是雪上加霜。即便沒有疫情，很多時候，案情的進展也會讓人處于崩潰邊緣。我永遠忘不了，在電話里，胡主任用他那極不標準的普通話對我開門見山道：“你弟弟的案子可不是他說的那么簡單哦！”幾乎每句話后面，他都會加個“哦”。有好幾次，他提供的信息都是前后矛盾的。“既然這么嚴重，我還是去趟廣西吧。”我說。等再過半個小時，他又打來電話，“可以考慮你弟是從犯，沒你想的那么嚴重。”

胡主任讓我惶惶不可終日，母親更勝一籌。在她眼里，根本沒有疫情這回事，“為什么還不開庭？他們說話難道是放屁的嗎？”每次打來電話，她都是這句話，讓人不勝其煩。她認準弟弟只是個工人，哪怕你把案件的來龍去脈講給她，她還是一口咬定，“那些錢他又沒得，為什么安在他頭上！”

“涉案金額和非法所得是兩碼事，你好歹也有點文化，為什么就聽不進去？”我耐著性子說道。

父親也會打來電話，他稍好一些，其實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聽說，帶個公務員到廣西，就能把人保出來。”

“如果帶個公務員就能把人保出來，監獄里早空了。”我告訴他。

剛接完父親的電話，胡主任又打來了，“下一階段的律師費該交了，我現在幫你做的，并不屬于我的分內事。”

接完律師的電話，其他嫌疑人的家屬也打過來了，“我剛才對你的律師進行了一番調查，這個人口碑非常不好。”

八

對我們來說，“7月9日”是另一個關卡。既然薛律師在法庭上親口告訴弟弟，那個日子是“7月9日”，某種程度上相當于按了停止鍵。所以你絕不會想到，還有下一段長跑正等著你。

“你弟弟該出來了吧？”7月初，所有人都在問這個問題。

“是的。律師說的，應該沒錯。”我過于樂觀了。

到了7月9日那天，確實有人出來了，但不是我弟弟。

“他們為什么說話不算話？”母親仍是那句話。

“是律師說的，法院沒說。”我跟她解釋。弟弟的律師費都是她出的，那是她的血汗錢。到了這一步，她既心疼牢里的兒子，又心疼錢。

最后一次去廣西，我得到的消息是，這個裝修隊還有20100元的退賠缺口，必須馬上解決，否則有可能影響他們的一審判決結果。這正是弟弟交代我的，“趕快把該退的錢退了。”談何容易。一回到北京，我就開始張羅這件事，想方設法聯系上另外5個沒有完成退賠的家屬，一個個溝通。雖然20100元分攤到每個人頭上并不多，畢竟也是錢，何況之后還有數額不菲的罰金要交，所以他們對我發起的“退贓款”倡議相當謹慎。盡管如此，我還是用了3天時間，就把這筆錢打到了法院指定的賬戶上：每張工商銀行的匯款單，都會在摘要里注明，“某某某退贓款”，然后發給所有家屬過目。

然而事情并沒有完。從7月9日那天起，薛定諤的貓再次被關進了容器，雖然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寫的是10到18個月，可是只要法院不宣判，即使最終判3年也未可知。也就是說，我們又回到了原點。

“怎么沒完沒了了？”姑媽家的表哥發信息說。

“沒辦法，只能繼續等。”我回了一句。

就像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說的，在生活磨難面前，精神上的堅強和無動于衷是我們抵抗罪惡和人生意外的最好武器。我就是這么做的，盡量讓自己“無動于衷”。且不說，在這個世界上，受苦的人遠不止弟弟和我。所以，即便在我忙得暈頭轉向時，還是抽空去看望了自己的高中數學老師。孫老師40歲出頭就患上了帕金森病，這么多年，我一直說去看他，卻從來沒有行動過。在那個空空如也的新家，他把胸前的扣子解開讓我看，有個方方正正像路由器的東西躍入眼簾，我瞬間想到一個英語單詞，cyborg(半機械人)。

“是在北京協和醫院裝的。”他吃力地吐出那幾個字。帕金森病不僅讓他顫抖，還讓他交流困難。

“隔幾年就要去換一次電池，現在離不了這東西。上次換電池，在醫院里，他抖得比這會兒嚴重兩倍。”他的妻子在旁邊告訴我。

“該結婚了！永遠不要忘了，我們的根在哪里。”終于該告別了，老師把我送到電梯里，順便不忘提醒我。突然想起很久以前，那時他還年輕，一頭長發梳成偏分，和現在判若兩人。作為當年一個即使在文科班成績也屬中下游的孩子，我至今記得，他搬把椅子坐到我旁邊，關切地問了一句：“告訴老師，你是數學真學不會呢？還是沒興趣？”我去看他，很有可能，就是因為這句話。它讓我覺得，不管到什么時候，他都是我的老師。那句話是我們師生情誼的高潮。

2020年7月下旬的一天，千呼萬喚，一審判決結果終于出來了，老板的家屬給我發了判決書的照片。這是個平時非常細心的女人，偏偏那天，把頁碼發錯了。當我看到弟弟的名字時，隨手翻到下一頁，上面寫著“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9月9日起至2022年9月8日止。”我當即給她撥了電話，“我弟弟是3年？”她聽了有點莫名其妙，“你弟弟是一年零兩個月。”我又看了一遍，才發現自己看錯了。整整一上午，手腳是麻的。每當案情出現反復，我的下意識反應都是，怎樣穩住家里的老人。那天也是這樣，當我看成了3年，腦子里出現的第一個念頭是，“千萬不能慌……”

一年零兩個月，罰金6000元，對弟弟來說，這可能是最不壞的結果。再延長幾個月，對父母可能又是一次打擊：他已經錯過了一次春節，起碼在下一個春節來臨之前，他可以回家過年。

一審判決下來第二天，媽媽打來電話，哭哭啼啼。“在外面做這個的太多了，他只是倒霉。”她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這樣想，這個牢算是白坐了，我也白跑了。”我說道。

九

從2019年到2020年9月，我給看守所送過四本書：《平凡的世界》《人生》《活著》和《麥田里的守望者》。我想讓弟弟趁這段時間，好好思考一下人生。

后來，也許是因為知道了出獄的確切日期，他的狀態也開始調回正常生活模式，所以他給家里捎信說，“買一本《思考與致富》給我吧。”我本想給他買一本寄過去的，可是想想看守所不讓送書，每次都要費盡口舌，就把這事擱下了。

“太累了。不能什么都答應你。”我對自己說。

2021年11月9日，弟弟出獄一整年了。他不止一次對我說過，“哥，你放心吧，以后這種犯法的事我再也不會碰了。”

也算因禍得福，如今他已告別東奔西跑的打工生活，在家鄉開了一間“樓梯門窗”店鋪，仍做樓梯護欄，合伙人正是那位同名的氬弧焊工。

國慶期間，我回了趟河南老家，雖然和他兩年多沒見，也沒覺得有多少話可聊。該說的我們在電話里早說了。日子又回到了從前，大家各自忙于生計——這正是生活吊詭的地方，有時候我會覺得，也許他在里面時我們更像兄弟。

某日，他開著一輛小貨車去談業務，我也在車上。

“(在里面)頭三個月很慘，我還跟人打了一架，是在晾衣服的時候。三個月之后，就完全適應了。”他告訴我。

“有沒有交到朋友？”我問。

“交了一個，是當地人，他對我很好。那人真的很善良。”

“現在還有聯系嗎？”

“不聯系了。那種人已經完了，進進出出不知多少回……沒什么好聯系的。”

“聽說你在里面吃了幾百袋方便面。”

“是的，生活費都買了方便面。”

“廣西有種多腳蟲你見過嗎？大概有20只腳，小孩手掌那么大。”

“沒有。”

“我肚子上爬過一只。當時實在困得不行，就用口罩把它包起來，用腳踩死了。”

“哦。”

人生是一出黑色喜劇，如果哪天弟弟問我：你在香蕉縣遇到的最有趣的事是什么？我會告訴他下面這段——

有一次我在香蕉縣打車，遇到一位40多歲的男司機。

“你從哪里來啊？”他問我。

“北京。”

“北京屬于哪個省？”

“啊，是北京市。”

“我知道，我是說，北京市屬于哪個省？”

“北京市屬于哪個省”，這個笑話可以讓人至少笑上3天。

宋朝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