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準、結構性降息落地 貨幣政策工具箱空間還有多大
降準、結構性降息接連落地之后——
貨幣政策工具箱空間還有多大
本報記者 陳果靜
近一段時間，降準、結構性降息接連而至。去年12月至今年1月，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連續兩個月調降。去年12月，央行全面降準0.5個百分點，釋放長期資金約1.2萬億元。
2022年，貨幣政策將如何持續發力，降準、降息是否還有空間？日前，經濟日報記者采訪了業內專家。
量價合一靠前發力
“近一段時間降準和結構性降息的幅度以及操作力度充分體現了對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政策發力適當靠前’的落實。”光大證券首席固收分析師張旭表示，貨幣政策量價結合發力，不僅可以實打實地直接推動貸款利率的下降，還釋放出了鮮明的穩信貸、穩經濟的政策信號。
去年12月以來，一系列有利于經濟穩定的貨幣政策接連出臺。如去年12月6日，央行降準0.5個百分點；去年12月20日，1年期LPR下降了5個基點；今年1月20日，1年期LPR連續第二個月下行，5年期以上LPR在連續20個月“按兵不動”后首次下降。張旭認為，這些措施優化了金融機構的資金結構，有助于緩解銀行發放貸款過程中所受到的利率約束，解決所謂“沒需求”的問題。再加上2021年底，碳減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已落地，這也有助于增強信貸總量增長的穩定性。隨著各項政策效果的顯現和積累，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貸款投放有望增加。
“貨幣政策主動作為、靠前發力，有利于提振市場信心。”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表示，中期借貸便利(MLF)和逆回購利率下調，通過LPR傳導降低企業貸款利率，促進債券利率下行，推動企業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有助于激發市場主體融資需求，增強信貸總量增長穩定性，支持國債和地方債發行，穩定經濟大盤，保持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
2022年，“穩”仍然是貨幣政策主基調，如何平衡好“穩”與“進”之間的關系？“在經濟下行壓力根本緩解之前，‘進’要服務于‘穩’，不利于‘穩’的政策不出臺，有利于‘穩’的政策多出臺，做到以進促穩。”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國強表示，一是充足發力，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保持總量穩定，避免信貸塌方；二是精準發力，要致廣大而盡精微，不但要迎客上門，還要主動出擊，按照新發展理念的要求，主動找好項目，做有效的加法，優化經濟結構；三是靠前發力。抓緊做事，前瞻操作，走在市場曲線的前面，及時回應市場的普遍關切。
貨幣政策以我為主
2022年，貨幣政策仍將堅持穩字當頭、以我為主，根據國內形勢把握好穩健貨幣政策的力度和節奏。
近期，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開始調整，市場對美聯儲加息和縮表也有較強預期。但我國接連降準和結構性降息，貨幣政策走向與主要發達經濟體出現了“錯位”。
“兩國貨幣政策常出現‘錯位’的情況。”張旭表示，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后，中國的貨幣政策遙遙領先于美國。在過去的10余年中，既存在中美貨幣政策同向變動的階段，也有背向而馳的時候。當前出現“錯位”是因為我國貨幣政策是“以我為主”的，其未來的取向以及下次降準、“降息”的時間點都主要取決于本國經濟基本面。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雖有影響，但并不是一個關鍵影響因素。
“中美所處的政策階段不同。”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研究員周茂華表示，國內經濟恢復與防控疫情領先于美國，國內貨幣政策是常態下的預調微調，圍繞支持實體經濟、注重政策精準質效，而美聯儲是在逐步擺脫特殊時期非常規政策、回收過剩流動性的階段。階段不同，在貨幣政策的操作上也有差異。
總的看，發達經濟體政策調整對我國影響有限。孫國峰認為，我國的宏觀經濟體量大、韌性強，應對疫情以來堅持實施正常的貨幣政策，沒有搞大水漫灌，而是搞好跨周期設計，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力度穩固，金融體系自主性和穩定性增強，人民幣匯率預期平穩，這些都有助于緩和和應對外部風險。
仍有調控空間
在近期結構性降息之后，市場關注下一步是否還有降息或降準的空間。
“在經歷去年兩次降準，去年底和今年初的‘降息’之后，貨幣政策在穩定經濟增長方面仍然具有空間。”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研究員婁飛鵬認為，疫情以來，面對主要發達經濟體超寬松貨幣政策，我國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不僅有效服務了疫情應對和經濟增長，也為后續貨幣政策操作留下了空間。
“5個季度宏觀杠桿率的下降，為未來貨幣政策創造了空間，杠桿率越低空間越大。”劉國強表示。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末，宏觀杠桿率為272.5%，比上年末下降了7.7個百分點，保持基本穩定。劉國強認為，從國際上看，我國疫情防控形勢較好，經濟增長韌性較足，預計今年我國經濟增速仍會快于主要發達經濟體，為未來更好保持宏觀杠桿率水平創造了條件。預計2022年宏觀杠桿率仍會保持基本穩定。當前宏觀杠桿率持續下降，為未來金融體系加大對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的支持創造了空間。
但有空間不代表貨幣政策會“大水漫灌”。婁飛鵬表示，國內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存在通貨膨脹預期，以及美聯儲等央行加息預期增強，意味著我國貨幣政策難以大幅度調整。
“降準之后，當前金融機構平均存款準備金率是8.4%。無論是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還是與我們歷史上的存款準備金率相比，應該說存款準備金率的水平都不高，接下來進一步調整的空間變小了。”劉國強說，但仍然還有一定的空間，可以根據經濟金融運行情況以及宏觀調控的需要使用。
展望今年，婁飛鵬認為，我國貨幣政策在保持總量穩定的同時，重點通過結構性政策工具，發揮結構引導作用，提高服務經濟的質效。綠色發展、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等領域將是貨幣政策重點發力的領域。
“一年之計在于春。”張旭認為，當前更應“辦好自己的事”。在前期政策落地后，對于資金供求雙方而言，此時宜早做貸款計劃，盡早將貸款落實，以充分享受當前政策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