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這份文檔，年輕人使勁兒拉住老年人的手

截至4月10日，“上海醫療緊急救助”共享文檔里的總數據。求助者的反饋。求助者的反饋。

志愿者的微信群列表截圖。

一份由大學生創建的“上海醫療緊急救助”共享文檔里，截至4月10日，求助信息的編號已經排到了1688。求助者的情況描述都不長，卻意味著一個個急需解決的困境，新冠陽性患者的血透問題、精神科患者的斷藥問題……

有求助者打來電話時失聲大哭，有得到幫助的人想要送去錦旗，在這份共享文檔里，信息的傳遞，變成了一場生命接力。

文檔很年輕，建立12天，僅憑社交網絡轉發、校園媒體擴散，創建者招募學生和社會中的志愿者參與進來，分工明確——核實組打電話聯系求助者，棘手難題留給跟進組，宣傳組把文檔推廣到更多平臺，還有法律組、醫藥組、渠道組、數據組、表格組等。

截至目前，大約三分之一在文檔中登記信息的求助者得到了幫助，這個數字還在增長。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大三學生華融琦最先產生了創建文檔的想法。他是上海人，在校園里組織過馳援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為河南鄭州暴雨災害募捐物資的活動。3月30日，他見上海疫情漸趨嚴重，建立了共享文檔分享到朋友圈，由此招募到最早的一批核心成員。大家通過校內媒體等各種渠道擴散，召集身邊的同學和社會熱心人士，短時間、小范圍地形成了刷屏現象，“我一打開朋友圈，連刷十幾條都是這個共享文檔。”宋佳旻對筆者說。

宋佳旻也是一名學生，是團隊里的核心成員，她評價華融琦“性格開朗，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善于做總體規劃也樂于牽頭公益活動，大家都很信任他”。

到目前為止，微信群志愿者總人數有200余人，常態化維護文檔的有幾十人，大學生們都是利用課余時間去聯系求助者，幫他們找解決問題的渠道，“有時候我馬上要上課了，就把電話號碼發給‘弟寶’幫我對接。”核實組組長趙怡萌說。

趙怡萌口中的“弟寶”是一名18歲的大一學生，叫徐懿行，因為在團隊里年齡最小，大家喜歡喊他“弟寶”。他曾參與過一些急救培訓，可以簡單判斷求助人是否有生命危險，然后負責把求助人信息分配給不同的醫生，由醫生志愿者幫助他們。

在志愿服務的過程中，徐懿行發現求助者中老年人較多，他們本身有常見的基礎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等，需要長期服藥。一旦社區封控，家中藥物短缺，他們就很難買到藥。年輕人能利用各種網絡軟件買藥，但老人不會用，甚至沒有聽說過。

徐懿行接觸過一位獨居老人，有尿毒癥，需要做血透，必須去醫院，“這個很難辦，得一個關卡一個關卡去協調”。他提前聯系好醫院，打電話給居委會開證明讓老人出門，幫老人找車。找不到車，居委會和街道也沒法給老人安排車輛，徐懿行幫老人叫了網約車。

他還提到一位令他印象深刻的老人，接電話時，老人在電話那頭哭，她說：“求求你，求求你，幫幫我，這個真的很痛很痛哦。”老人新冠核酸檢測陽性，在酒店隔離，因為本身有痛風和高血壓，走不了路，當地志愿團隊因為一些限制，不能直接對接。徐懿行把街道和隔離點的電話號碼給老人，教她怎么打。后來，居委會、街道的工作人員幫老人從家里把藥拿到了隔離點。

一些老人給徐懿行打過電話，問題得到解決后，會很信任他。再打電話來時，會問一些細小的問題，徐懿行會耐心作出解答。比如，“馬桶會不會傳播新冠？開窗會不會傳播新冠？蓮花清瘟能不能預防新冠？”

互助模式開始突破年齡界限，徐懿行說：“好多老人特別熱心，一心想幫助別人。有個剛做過心臟支架手術八九十歲的老人，顫顫巍巍的，非要當居委會志愿者。我勸了半天才給勸回去。”

他和團隊里的其他同學關系很好，即使之前從未見面，因為這份文檔聚在一起，互相變得熟悉，他喊核實組組長趙怡萌“趙姐”，并笑談“天下大學生是一家”。

比起“弟寶”，趙怡萌更感性，身為核實組組長，她每天晚上幾乎都在處理求助信息，打電話、開例會復盤。“說實話，我昨天晚上做夢都夢到我家里人得癌癥了，因為睡前處理的幾條信息，都是惡性腫瘤病患。”但她要求自己更加理性地去判斷這些信息，“不要把自己帶進去了，反而幫不了他們。”

為核實、跟進大量信息，趙怡萌加了20個微信群，新信息提醒小紅點上的數字總在不停上升。她每天用一個半小時吃飯、洗澡、洗衣物，晚上課前還要給新手志愿者開培訓會。她下課后要開每天的工作例會，例會結束后也有一些求助信息需要對接。

除了這群大學生，上海被封控在家的年輕人也參與到這份文檔的建設和問題的解決中。25歲的楊西是一名法律從業者，一開始他在網上看到一位老人沒有醫院收治，感到氣憤，覺得社會不應如此，他想給老人買點飯，但后來朋友提醒他，相比于吃飯，藥品缺乏和就醫困難的情況可能更加危急。

楊西上網找類似的渠道，剛好看到那份文檔的鏈接。“不點進去還好，一點進去發現很多求助信息都很嚴重，我一開始都是不知道的。”他說。

為了規范工作的整體流程，宋佳旻制作了一份試卷，內容是參與這項志愿活動應該注意的事項，包括打電話應該問什么問題，有什么需求，有沒有確診，在哪家醫院，有沒有家屬陪同……“其實是一份工作指南，讓志愿者能熟練掌握操作。”這些問題，成了楊西之后幾天掛在嘴邊最多的話。

利用休息時間，他負責接求助者的電話，在兩天的周末時間里，他解決了四五十條求助信息中的問題。他發現求助電話大致分為兩類，一部分是求藥的，另一部分是求看病的。“有時候從晚上10點開始，一個小時可以接20個電話。”相比與求助者共情，他更傾向于冷靜詢問。

由于上海處于疫情的特殊時期，線上買藥難，線上藥店每個小時可能只開幾分鐘，“一開的話，幾千個訂單涌進來，藥店處理不了的，別說老年人了，年輕人都不一定搶得到。”但在楊西看來，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只要這個藥搜得到，可以直接給藥店打電話，問庫存，再詢問線上開放時間，知道了時間再去買，大部分是可以買到的。”他向筆者介紹，今天他已經用這樣的方式幫5位求助者買到了藥品。

從事法律行業的他工作邏輯嚴密、善于分析，在對接文檔信息時，他也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認為很多情況是信息的不對稱導致，“我們要做的就是把信息銜接起來”。他從100個求助者中用關鍵詞篩選了所有糖尿病患者，并把他們匯集到一個微信群里，如果不會操作，就讓家人進群，集中說明買藥渠道，“這樣的好處就是，以前一條一條地處理，一人一天10條就很多了，但這樣我一個小時幫助了19個糖尿病患者。”

范爐冰今年30歲，住在被上海封控的小區里，通過朋友的轉發了解到這份文檔。“我覺得我必須得作出一點努力，因為這些求助者面臨的困難，可能是將來我的父母或我自己也會遇到的。”他讀書時家里不富裕，收到過來自社會的資助。擁有這樣的經歷，他產生了強烈的、幫助他人的愿望。

他利用個人公眾號，發布招募志愿者的信息，希望更多年輕人可以參與進來，冷靜地去面對疫情。周末空余時，范爐冰還會去社區幫忙送藥，他認為“志愿服務是社會資源的一項輔助功能，能或多或少地幫助到他人”。

解決問題的過程并非一切順利，也有碰壁的時候。有一名急性腎衰竭的患者，已經全身浮腫，又檢測新冠陽性，需要120救護車，但醫療資源有限，志愿者也沒法聯系調動車輛；精神科患者買藥有限制，有些藥買不到，能買到的藥也需要身份證才能拿到；幫忙找好了藥店，患者要自己去買，去了以后線下藥店則沒開門。

文檔的建設者們逐漸摸索出解決問題的渠道，制作出相應的尋醫求藥的指南。比如，買藥之前可以先搜索“上海藥店”，查詢哪家藥店在售這種藥品，通過自我解決的方法分流一部分，減輕志愿者的工作量。基于前期積攢的信息，他們又創建了一份“就診地圖”，求助者通過什么渠道在哪里順利買到了哪種藥，都有詳細的記錄，不透露任何隱私，但能將購藥方式直接共享給更多需要的人。

除了接收求助信息，這群年輕人也會主動去收集需求。他們在微博“上海抗疫求助”的超話中看到不少求助信息，錄入文檔后，核實組和跟進組會嘗試幫忙解決。

他們知道，共享文檔有不方便使用的地方，老人不會填，需要聯系家屬協助；一條一條收集，需要大量人工錄入、核實、跟進；相當一部分問題解決不了，志愿者會試圖聯系其他社會組織。

通過這份文檔解決困難的人，不少會來反饋，或者發感謝的短信。有人邀請志愿者等疫情結束，來家里坐坐，有人想送面錦旗。“我們是一支臨時的團隊，由一份共享文檔相連結，甚至算不上組織，不用了。”

范爐冰對筆者說：“年輕人雖然社會資源不多，但合力去做這樣的事情會形成社會的一種風尚，參與的人多了，大家會覺得這是件很酷的事情。”

“做這件事是有風險的，但年輕人敢擔當，敢去做，再加上精力也好。”楊西這樣總結他們的優勢。

“雖然缺少一些社會資源，但大家的合作氛圍很好，都在努力做事去解決問題。”宋佳旻對筆者說，“能夠聚在一起，我們整個團隊就是一種理想主義。”

實習生 羅宜淳 來源：中國青年報

關鍵詞： 校園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