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寧從小居住的小山村。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 劉言/攝

(資料圖)

談起這場校園欺凌，蔣佑華總是眉頭緊鎖。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 劉言/攝

吉首二中門前，“黑惡不除 社會不寧”的標語頗為醒目。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 劉言/攝

2月的最后一天，18歲的湖南邵東小伙兒蔣寧拖著行李箱，要去廣東東莞“闖一闖”。幾天后，他站在了流水線，一天要站12個小時，先是一個月夜班，再倒一個月白班，每月工資四五千元。

離開前，爺爺蔣佑華反復叮囑他：“不要和那些偷、搶、騙的爛仔混在一起。”他回答：“你放心，這么大人了。我進去過，我知道。”

“進去”始于4年前的一次校園欺凌事件。2019年5月，在湖南省吉首市第二中學(以下簡稱“吉首二中”)就讀時，蔣寧在學校男廁所遭到15個同學的欺凌，面對拳腳相加，他揮舞著折疊小刀刺傷了其中3人。經(jīng)鑒定，兩人重傷二級，一人為輕微傷。蔣寧隨之迎來的，是長達11個月的羈押，以及3年半的訴訟。

2019年8月，剛滿15歲的蔣寧因涉嫌故意傷害罪被捕。次年7月，一審法院認為，蔣寧屬正當防衛(wèi)，將他無罪釋放。吉首市人民檢察院又提起抗訴，要求追究他的刑事責任。兩年后，隨著上級檢察院、湘西土家族苗族州人民檢察院認為其“抗訴不當”，決定撤回抗訴，湘西州中院裁定準許，無罪判決終于發(fā)生法律效力。

蔣寧徹底摘掉了“犯罪嫌疑人”的帽子，但他的人生軌跡已經(jīng)改變。抗訴狀態(tài)持續(xù)的兩年里，蔣寧恐懼自己再被收監(jiān)，也不愿忍受同學們的指指點點，無心讀書。初中畢業(yè)后，他在一所職高讀了半年就輟學打工，在社會上“闖蕩”。

如果沒有這起事件，他現(xiàn)在也許正坐在高中的課堂，為高考努力。1米8的個頭，白皙的皮膚和標準的普通話，曾讓老師覺得他可以朝著播音主持方向發(fā)展。這一度是蔣寧的理想，如今他卻再也不想回到校園。而那次欺凌的3個主要組織者，至今仍在當?shù)氐母咧小⒙毿：腕w校讀書。

一場事先張揚的欺凌

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欺凌，為了躲過它，蔣寧有過多次嘗試。

2019年5月17日，早上7點左右，蔣寧剛到學校，就被等在教室門口的同班同學孫翔帶著同學龍某喊去了廁所。在這所學校，“去廁所”有著特殊的含義。那是校園里一個單獨的平房，緊臨穿城而過的峒河。“站在門口會看到廁所里有煙冒出來。很多人在里頭抽煙，上廁所都很難找到位置。”這是蔣寧對這間廁所的記憶。

案件材料顯示，蔣寧去了廁所，孫翔靠在廁所的矮墻上，邊抽煙邊問蔣寧：“我要打你，你怎么辦？”他回答：“要打可以，但不要在學校里打，放學后到外面單挑。”之后兩人便回到教室上早讀。

孫翔是班上同學眼中的“社會人”，其父母經(jīng)商，家里經(jīng)濟狀況不錯，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獲得的案件材料顯示，多名學生曾向警方指證，孫翔喜歡和校外的混混玩在一起，參加了多起發(fā)生在學校廁所的打架斗毆。

孫翔為什么要打蔣寧，法院判決書給出的理由是“性格不合”，但蔣寧一直納悶，何時惹了這個班上的“大哥”。此時已是他離開家鄉(xiāng)邵東到吉首就讀的第二年，3歲時，他的父親因病去世，母親也改嫁了，從小便由祖父母照顧在邵東山村里長大，家人眼里，他的性格多少有些要強。

小學六年級時，鎮(zhèn)里領導來家里了解情況，提出給他一些補貼，他梗著脖子和爺爺說，“不用別人資助我上學”。那時蔣佑華已年過六旬，村里人建議他申請低保，“我孫子自己有志氣讀書，他都不要，我還申請低保？寧愿自己苦一點。”蔣佑華也拒絕了。

蔣寧在鎮(zhèn)上中學讀初一時，母親莫蘭在娘家吉首市工作，一家人覺得“城里教育資源好”，讓蔣寧轉學到350公里外的吉首，重新讀初一。

2017年9月，蔣寧到吉首二中310班就讀，第一學期就被學校評為“優(yōu)秀學生”，獎狀上還特別注明“年序68名”。但他始終覺得自己和這里格格不入。這里的學生大多說苗族話、吉首話，說普通話的蔣寧被視為異類。在班里好友眼中，蔣寧是一個說話幽默、會活躍氣氛的人，成績也好，但有時開起玩笑來照顧不到別人的感受，“情商有點低”。

“沒什么突出的，也不惹事。”在班主任的印象里，蔣寧的數(shù)學成績很突出，學習成績保持在全班十幾名。“與本班同學相處融洽”，他在材料中證明。

2019年5月17日，早讀下課后去上廁所時，蔣寧遇到了孫翔和外班的五六個人。孫翔喊他過去，蔣寧沒動。一個身高力壯的同學就強拉蔣寧，有人從背后踢了他一腳。這時有人說上課了，蔣寧躲過一頓打。

此時蔣寧還不知道，他面臨的將不只是這幾人。上午第二節(jié)課間，孫翔在廁所遇到313班的胡峰、陳紅海等人，對他們說，“煩躁蔣寧，想打他，你幫不幫忙”。胡峰稱，蔣寧欠他一包煙，如果中午的時候不給，就要打他。

響應的還有陳紅海，他和胡峰同班，和孫翔也是小學同學，“他們打架我?guī)瓦^忙。”他向警方回憶，那天胡峰曾在學校小賣部門口向班里幾個同學表示，“蔣寧‘泡’了我的女朋友，想去打他一頓，打完之后叫蔣寧買幾包煙分給我們。”

蔣寧此前并不認識胡峰。幾天前，班里乘車出去春游，他和坐在前排的同班女生說了幾句話，就被胡峰認為是招惹了他的“女朋友”，要他買煙賠禮道歉。他花7元買了一包“紅旗渠”，這也是他唯一能買得起的煙。母親莫蘭每天只給他7元零花錢，兩元用來乘公交車上學，5元用來零花。那天，他選擇走路50分鐘上學，省下這兩元。胡峰沒收，在他看來，這是蔣寧“看不起他”，告訴孫翔“打蔣寧算我一個”。

很快，同學們知道了孫翔要打蔣寧的事。事后一名學生向警方透露，幾個人找到孫翔，希望他“莫打蔣寧”，得到的回答是“這個事情，你們莫管”。他們又找到蔣寧，讓他給孫翔道個歉，蔣寧也說不要管。他們覺得，“蔣寧平時比較好面子，我們也就沒管這件事。”

事實上，這個當時只有15歲的少年有著自己的顧慮。一名同學后來告訴警方，他曾想報告老師，蔣寧反而勸住他：“給老師講了也沒用，今天不打，明天也會打我，還不如就到學校打，至少不會有校外的人參與，同學之間打架下手不會太重。”

蔣寧告訴記者，每到放學的時候，會有很多混混、社會青年在學校門口等，他曾親眼見到過很多次，同學在放學后在校外挨這些人的打。

今年3月3日下午，正值吉首二中放學，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在該校門前恰巧目睹了蔣寧口中的一幕。幾名青年到校門前“堵人”，隨即被一名身著迷彩服的該校“教官”追出來驅趕，一路笑著從學校西邊的一條小巷跑掉，隨后一輛警車也趕到現(xiàn)場。

據(jù)記者粗略統(tǒng)計，在這所學校門前，至少有16個攝像頭。校門一側，一面藍色的警示牌寫著標語“黑惡不除，社會不寧”。

“我想拿刀嚇唬他們，讓他們不敢打我”

這場校園欺凌，蔣寧沒能躲過。胡峰和孫翔等人決定在中午提前動手，因為“放學難得等人”。

法院審理查明，2019年5月17日午飯后，孫翔帶著6個人到310班喊蔣寧去廁所，胡峰和另外7個人則在那里等候。到教室門口，先是3個人進去喊蔣寧，蔣寧沒有理會，沒動。孫翔就自己進去，對他說，“如果你不去，我們就要強行把你帶過去。”

這樣，蔣寧被迫跟著去了廁所。臨走前，他把放在課桌內(nèi)的一把折疊刀藏在了右手衣袖內(nèi)。那是一把多功能工具刀，只有手掌大小，班里一名身體不好的同學平時用它來開藥瓶。刀是有人特意放在蔣寧桌子上的，至于具體是誰，他始終不愿透露。后來他告訴警方，帶上它是為了在被打時，“拿出刀來嚇唬他們，讓他們不敢打我。”

廁所里，孫翔、胡峰等15人把蔣寧圍了起來，蔣寧問，“你們哪個先上？”人群中個子高的陳東在眾人的示意中先動了手，他從后面用左手勒住蔣寧的脖子，把他摔倒在地，騎坐在蔣寧身上開始毆打，孫翔、胡豪等人便一擁而上踢打他。

毆打持續(xù)了1分多鐘，蔣寧掏出折疊刀揮舞，“他們打我打得很疼，當時我就想拿出刀來揮舞，讓他們不要打我”。突然有人說，“陳東，你背后好多血”，陳東發(fā)現(xiàn)自己身上受了傷，另一欺凌者吳某的左腿也被劃傷，雙方停手散開。

蔣寧從地上爬了起來，背靠廁所蹲坑的矮墻，無力地坐在地上。這時陳紅海從背后掌摑蔣寧，他轉身又向陳紅海腹部捅了一刀。其他人又上來一陣拳打腳踢，隨后散去，送受傷的人去醫(yī)務室。蔣寧嘴上不肯認輸，喊著：“在座的各位都是弟弟。”

蔣寧也受了傷，他的手指在流血，臉上和衣服上沾滿了廁所地板上的臟水。獨自回到教室后，他把刀扔進了垃圾桶，用自來水沖洗了手指，用紙巾簡單包了起來。

學校報了警。一位好友告訴蔣寧，有人在打聽他的家庭住址，揚言要報復。聽說這事后，蔣佑華連夜往吉首趕，班主任建議他把孩子帶回邵東老家，避免矛盾激化。在蔣佑華看來，這是正當防衛(wèi)，以為最多就賠點醫(yī)藥費，就帶蔣寧回了老家。

2019年8月7日，學校轄區(qū)派出所喊蔣寧去吉首問話，他自此失去了336天自由的日子。蔣佑華回憶，當時一名民警告訴他，蔣寧涉嫌故意傷害，建議跟受害人協(xié)商，賠償醫(yī)藥費，取得諒解，孫子就可以取保候審。他找到了家屬，對方的要價是每人10多萬元。

母親莫蘭怕兒子在里面受苦，想出這個錢。但她已重新組建家庭，又有了一個上小學的孩子，經(jīng)濟上很是吃力。蔣佑華不同意，在他看來，就算出了這筆錢，如果被判防衛(wèi)過當，留下了案底，將來也影響孫子一輩子。

這個老人20世紀80年代當過鎮(zhèn)上中學的語文教師，遇到同學間互相欺負，“只要處事公平、有威信，你吼一嗓子就能鎮(zhèn)住學生。”家長大多來自附近農(nóng)村的，校園欺凌鮮少發(fā)生。

在他看來，蔣寧是正當防衛(wèi)。案發(fā)時，“昆山反殺案”正被社會熱議，還在2018年年底被最高人民檢察院列為指導性案例，明確正當防衛(wèi)界限，進一步體現(xiàn)“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秩序理念，這堅定了他認為孫子無罪的信心。

2020年1月，吉首市檢察院將蔣寧移送起訴。該院認為，蔣寧屬于“約架”，還提前準備了刀具，是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人重傷，應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刑事責任。

案件在吉首市人民法院一審開庭。法庭多方還原事實，特別納入了當時在廁所目睹整個過程的初一男生黃某的證詞。他不認識蔣寧，卻認識欺凌者中的幾人，幾次調(diào)查中的陳述也較為穩(wěn)定。

一審法院認為，孫翔邀約蔣寧去廁所的行為不是“約架”，而是一種欺凌行為，這個時候無論蔣寧怎么回答，都不能改變其被欺凌的事實，而蔣寧去廁所打斗也不是自愿主動的，是在多人脅迫下經(jīng)過兩次催促才去的。

在一審法院看來，整個事件的發(fā)展過程中，蔣寧自始至終均處于一種被動的、被欺凌的孤立無助狀態(tài)。從打架的犯意和傷害行為的實施，都是被動、被迫的。從早讀前被孫翔等人喊到廁所告知要被打，到早讀下課后第一次在廁所被多人拖、拽、圍、踢，再到中午被多人脅迫去廁所，到廁所后被多人毆打，整個事件的發(fā)生、持續(xù)、發(fā)展過程中，蔣寧都是被強迫、脅迫的，盡管他也說過一些“垃圾話”，但這些不能改變其被欺凌、被霸凌、被動應對的狀態(tài)及整個事件的性質。

一審法院認為，蔣寧為了預防不法侵害而攜帶的防范性刀具，目的不是為了實施故意傷害，而是為了對可能發(fā)生的不法侵害而進行的防衛(wèi)準備，不影響正當防衛(wèi)的成立。在被他人摔倒在地、并遭受多人圍毆、其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進行反擊、反抗的過程中，蔣寧刺傷了對他實施暴力的陳東、陳紅海等人，他的反擊行為也沒有超過必要限度。

2020年7月，吉首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蔣寧無罪。

“一個巴掌拍不響”

失去自由336天后，蔣寧走出了看守所。這天是個大晴天，蔣佑華看到孫子走出來時，孫子大口呼吸外面“自由的空氣”。蔣寧對他說，他送進看守所的書，“都被我翻爛了”。那是一本名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蔣佑華希望告訴孫子，“你的人生多災多難，但是你要堅強”。

此時，同學們剛剛參加完中考，包括那些欺凌者。蔣佑華帶他看望了班主任，老師鼓勵他，“回到家里要繼續(xù)讀書，只有通過讀書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為國家作貢獻，碰到數(shù)學有什么難的，你再問我，給我打電話。”蔣佑華回憶。

蔣寧回到邵東老家的中學重讀初三。“剛開始表現(xiàn)很好，很珍惜讀書的機會，”蔣佑華記得，第一次期中考試，蔣寧考得很好，“你猜我們班上數(shù)學第一名是誰？大家都面面相覷，老師說是蔣寧。”蔣寧繪聲繪色地給爺爺講起了公布成績時的場景。

但很快，蔣寧平靜的學習生活被打破。2020年11月底，幾名檢察官來到他就讀的學校，把他帶到校長室做筆錄。原來，一審判決后，吉首市檢察院向上級人民法院提起了抗訴，要求以故意傷害罪追究蔣寧刑責。

吉首市檢察院在抗訴書中稱，“脅迫，應該是指讓人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被迫的行為，而案發(fā)當時處于學校這一特殊環(huán)境內(nèi)，蔣寧并非孤立無助，可以尋求老師的幫助，可以給家長反映，甚至可以坐在教室內(nèi)對對方的無理要求置之不理。”

檢方稱，蔣寧沒有采用上述正當合法的維權途徑來保護自己，而是準備刀具用于斗毆，“被動應約，不能成為正當防衛(wèi)的合理前提。”此外，蔣寧提前準備了刀具，在孫翔等人的兩次催促下，便跟著他們來到現(xiàn)場，并問“誰先動手”。檢方認為，從事實和證據(jù)表明，蔣寧準備刀具已經(jīng)排除了防衛(wèi)的可能，斗毆的意圖明顯，不能認定正當防衛(wèi)，構成故意傷害罪。

對一審判決，當?shù)匾灿幸环N意見，認為該案如果認定為正當防衛(wèi)，那學生之間產(chǎn)生矛盾大家都動刀，“會對社會產(chǎn)生負面的導向”。陳東的父親在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表示：“事情開始發(fā)生時，雙方都沒有向老師反映，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錯誤的，說他是‘正當防衛(wèi)’，是說不過去的。”

“這對一個15歲的孩子是一種苛求。”蔣寧二審的辯護人、北京天平(長沙)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永紅告訴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法院查明的事實顯示，當天蔣寧是在早讀下課后已經(jīng)被打，此后連續(xù)幾次被喊出來威脅要打他，“要把事情發(fā)展演變的脈絡搞清楚，聯(lián)系起來看他為什么反抗，完全是被逼無奈的。”

王永紅還強調(diào)，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lián)合發(fā)布了《關于依法適用正當防衛(wèi)制度的指導意見》，其中規(guī)定：“未使用兇器或者未使用致命性兇器，但是根據(jù)不法侵害的人數(shù)、打擊部位和力度等情況，確已嚴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雖然尚未造成實際損害，但已對人身安全造成嚴重、緊迫危險的，可以認定為行兇”。

他認為，孫翔等人雖然未使用兇器，但是他們15人圍毆打蔣寧一個人，且先動手將他仰面摔倒在地，一擁而上拳打腳踢，已對蔣寧的人身安全造成嚴重、緊迫的危險，符合此規(guī)定的行兇認定標準。蔣寧面對危害自己人身安全的行兇行為，持刀防衛(wèi)，即使造成兩人重傷的后果，也構成刑法規(guī)定的特殊防衛(wèi)，不屬于防衛(wèi)過當。

事實上，面對校園欺凌事件，蔣寧不是沒有尋求過學校的支持。2018年，他就曾成為校園欺凌事件的受害者。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獲得的案件材料顯示，打他的人叫向通，是314班的“大哥”，因為長期逃課，后被學校開除。那天課間，蔣寧在3樓的圍欄上張望，結果被在一樓的向通認為在“瞪他”。課后，學校組織拔河，314班又輸給了蔣寧所在的310班，獲勝后蔣寧興奮地大笑在向通眼里很是扎眼。

向通糾集了一伙人，把蔣寧喊到廁所，要求他解釋“為什么瞪自己”。盡管蔣寧反復解釋自己沒有瞪，但在圍觀人群“打他”的起哄聲中，一群人沖上去圍毆了他。毆打持續(xù)了幾分鐘，蔣寧只記得當時“天旋地轉”。他的同學喊著報告老師，向通等人這才住了手。蔣寧頭部右側耳后的位置被一把木質折扇打得鮮血直流，醫(yī)藥費花了3000多元。

事后，雙方家長被叫到一起，由學校出面調(diào)解。結果是，施暴者的家長湊錢賠償了醫(yī)藥費，向通等人被記過。“當時學校處理的時候應該有記錄，但事情處理好后，學校好像沒有留底。”蔣寧的班主任向警方回憶。

但蔣寧被打一事也在學校里傳開了，同學眼中，人高馬大的蔣寧因為此事“沒了面子”。而在蔣寧看來，學校總抱著息事寧人的態(tài)度，處理也是“不了了之”，打人的人根本沒受什么影響，他甚至因此埋怨出面調(diào)解的母親莫蘭。在現(xiàn)場，向通班主任的話讓他記憶猶新，“一個巴掌拍不響”“怎么不打別人就打你？”

這讓他不太信任學校對校園欺凌事件的處理。

“規(guī)定沒有落實到位”

一些教師認為，在處理校園欺凌上，自己也有難處。

蔣寧的班主任對警方表示，每年開學第一課就是安全教育課，會向學生宣傳安全知識，讓學生學會自我保護，如遇同學間發(fā)生矛盾，第一時間向老師反映。這一說法也得到了班上其他同學的證實。

這位教師在接受紅星新聞采訪時表示，蔣寧可能因為被向通等人欺凌存在一些心理陰影，自此不信任老師，但沒聽說他對處理結果“心里不服”。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所中學任教過的楊濤向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講述了教師們處理校園欺凌事件的苦衷：“我們近幾年防治校園欺凌宣傳和掃黑除惡進校園之后，也會給學生宣傳，出現(xiàn)問題，向老師和家長匯報。但有些孩子被欺負可能在廁所里、在宿舍、在回家的路上，如果他不敢說，甚至欺負的人恐嚇他不說，確實很難發(fā)現(xiàn)。”

“基層面臨‘保學控輟’的壓力，很難管。學生的‘參考率’有指標要求，這就導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錯誤，只要不是違法犯罪，肯定都是以教育為主，學校和公安機關的懲罰都是比較輕的。”楊濤告訴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他的一個學生，經(jīng)常逃學、打架，和社會青年混在一起，還到鄰縣偷摩托車，被當?shù)嘏沙鏊カ@批評教育后送回了學校。

“他主動給我講，我真的不想上學，我來就是影響其他同學，你們又要費心思管，我一點心思不在學習上。”楊濤回憶，這個孩子想回家，但校領導不同意，最后雙方妥協(xié)的結果是，縣里抽考或者畢業(yè)考試時，學校給他打電話，讓他一定回來考試，“給學校的風氣帶來不好的引導”。有學生向楊濤抱怨：“我們表現(xiàn)這么好，考試都是坐公交車去的，他表現(xiàn)那么差，校長專車去接送考試。”

“又達不到進少管所的程度，工讀學校也要家長同意才能送進去。這樣一來，他們欺負別的孩子，學校只能盡量協(xié)商處理，賠些醫(yī)藥費，讓他們下次不許打人，寫個保證書之類的，可能也沒用，實際懲罰力度很弱。”楊濤分析，在被打的孩子看來，可能就會覺得學校沒有處理，反正打人的人還要回到學校，“久而久之很多孩子受欺負就不敢說了。特別是有些留守兒童的家長不在家，或者只有年邁的爺爺奶奶，根本無法處理”。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介紹，教育部2021年發(fā)布了兩個重要規(guī)章，分別是《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guī)定》《中小學教育懲戒規(guī)則》，但很多地方“規(guī)定沒有落實到位”。

“有的老師認為他們?nèi)狈κ侄危俏覀円欢ㄒ饤壱环N思想，就是等問題大了再去處理，去開除、追究法律責任。”佟麗華解釋，懲戒不是目的，學校的目的是教育，一定是在小問題的時候解決，“中小學教育懲戒規(guī)則的前提是對違規(guī)違紀的學生進行懲戒，怎么實施教育懲戒？什么情況下實施教育懲戒？需要在學校制定校規(guī)校紀的時候就加以明確，成為有可操作性的規(guī)范。”

他還介紹，教育部提出了有條件的學校要設兒童保護專員，“在學校培養(yǎng)專業(yè)的人員，但是這個工作落實得也不到位”，可以通過發(fā)展未成年人社會組織加以補充。

3月23日，湖南省教育廳發(fā)文開展湖南教育系統(tǒng)防范中小學生欺凌專項治理行動，要求學校根據(jù)實際成立由校長負責的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建立防范學生欺凌和暴力行為早發(fā)現(xiàn)、早干預、早處置的常態(tài)化工作機制。

“失去的人生怎么回來”

校園欺凌成了蔣寧心中的疤。

檢察院來找蔣寧的消息在老家中學不脛而走。他成了不少老師同學口中“犯過事的人”，很多人回避他，不跟他玩。他隱隱感覺，別人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這讓他感覺抬不起頭。

2020年12月25日，案件二審在湘西州中院開庭，蔣寧不得不坐火車來到湘西，第二次以“被告人”身份站在法庭上。回來后，他的心思已經(jīng)不在學習上，他在看守所里聽人說過，如果抗訴成功，他就要回到那里，“辛辛苦苦把成績搞好，萬一又進去了呢？”

抗訴的壓力讓蔣寧無法釋懷。他發(fā)現(xiàn)手機游戲里有另外一個世界，那里的人不知道他的過往，每天在“峽谷”里一起“打打殺殺”。老師一開始還勸他放寬心態(tài)，后來也慢慢放棄了。

有時他通宵打游戲，蔣佑華看不下去，多說幾句，蔣寧就“炸了”，“我又做錯什么了？你又來說教。”蔣佑華能理解孫子承受的壓力，有一天早晨他喊蔣寧起床，“語氣可能嚴肅了點，蔣寧，怎么還不起床？”睡夢中的蔣寧干脆地答了聲“到”，他說這是在看守所里形成的習慣。

中考前，蔣寧把自己的作業(yè)本、書和試卷撕得粉碎，撒了一地，掄起家里的椅子就摔。蔣佑華懷疑蔣寧得了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但經(jīng)濟條件也無力再給他做專業(yè)的心理治療。

遲遲等不到二審的結果，2021年7月，蔣寧的中考不出意外地失利了。他的成績只夠上職高，一個學期沒結束就讀不下去了。他和朋友到社會上打工，因為未成年，他換了四五份工作，每次都不長久，做過飯店服務員、酒店服務生、網(wǎng)吧管理員。為了和“里面”的生活相區(qū)別，他留了長長的頭發(fā)，還染成了黃色，還戴過耳環(huán)，“像變了個人”。

直到2022年11月，湘西州人民檢察院認為“抗訴不當”，決定撤回抗訴，湘西州法院裁定準許。拿到裁定書后，蔣佑華感覺蔣寧的精神狀態(tài)不一樣了，“表情生動了，話也多，大人說話也會聽了。”

一個月后，蔣佑華代表蔣寧向吉首市檢察院提交了《國家賠償申請書》，要求賠償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喪失受教育權及青春損失、精神損害撫慰金等。

2023年2月10日，吉首市檢察院作出決定：賠償蔣寧人身自由賠償金137538.24元；賠償蔣寧精神損害撫慰金68769.12元；在侵權行為影響的范圍內(nèi)，為蔣寧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償?shù)狼浮?/p>

“吉首市檢察院的賠償決定，機械套用了國家賠償法司法解釋中，對精神損害撫慰金在人身自由賠償金、生命健康賠償金總額的50%以下酌定的規(guī)定。”蔣佑華不服該賠償決定，認為司法解釋也規(guī)定，對特別嚴重等特定情形可以在50%以上酌定，“對損害未成年學生權益賠償沒有體現(xiàn)出來，對抗訴造成的精神損害和學業(yè)影響賠償決定書也沒體現(xiàn)出來。”

日前，他已向湘西州人民檢察院提出復議申請。3月17日，湘西州檢察院答復已收到復議材料，“經(jīng)審查，符合我院受理條件，我院依法受理。將在收到材料兩月內(nèi)作出答復。”

有人勸蔣寧，不妨出面用自己的本名，把這段經(jīng)歷寫出來發(fā)在網(wǎng)上，“點擊率肯定很高，你也可以獲得流量掙錢，甚至比你的打工創(chuàng)業(yè)收入要高。”“你越怕別人指指點點，人家越戳；你越不怕，把真相說出來，反而大家都理解。”

但蔣寧都拒絕了。他推掉了多家媒體的采訪，去東莞找工廠打工。幾年打工中，他從不告訴身邊朋友自己的那些事。“不愿意讓別人知道，怕被另眼相看。”

申請國家賠償那天，他給蔣佑華發(fā)微信：“你代表我去申請國家賠償和要求領導追責辦案的，賠償多少錢也挽不回我的青春損失和撫平我的精神損害。”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蔣寧、莫蘭、孫翔、陳東、胡峰、向通、楊濤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wǎng)記者 劉言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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