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刑法修正案(十一)和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均增加了懲治猥褻兒童、性侵兒童等相關法條,加大了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力度。在此背景下,司法機關辦理的性侵幼女犯罪案件逐年上升。由于幼女身份的特殊性,性侵幼女犯罪極易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必須以零容忍的高壓態勢,嚴厲懲治性侵幼女犯罪,加強對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護。司法實踐中,對于“自愿型”性侵幼女案件,認定是否構成犯罪僅依靠行為人是否明知被害人系幼女,導致司法機關在證據收集、采信以及對主觀明知的推定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如何解決主觀明知的認定問題,可作為提高性侵幼女案件辦理質效的著力點和探索領域。

一、性侵幼女案件“主觀明知”的現實樣態

在浙江省N市近三年所辦理的87件“自愿型”性侵幼女案件中,有31件在認定行為人主觀是否明知被害人系不滿14周歲幼女上存在較大分歧,并存在以下特征:性侵行為人大多系在外務工人員,年齡偏年輕化;被害幼女絕大多數系在校學生,以本地人為主;雙方主要通過網絡社交軟件結識;雙方多建立戀愛關系。

(資料圖)

在上述31件案件中,性侵行為人明知被害人年齡的案件13件,明知被害人讀書情況的案件16件,既明知被害人年齡又明知被害人讀書情況的案件8件。性侵行為人與被害人結識或者交往使用的社交軟件上載有被害人年齡、讀書情況等信息的案件5件;性侵行為人看到被害人讀書年級的案件3件,性侵行為人看到被害人年齡的案件4件,既看到年齡又看到讀書情況的案件2件。性侵行為人與被害人在交往或者交流過程中,被害人故意謊報年齡的案件3件。性侵行為人與被害人在交往過程中未提及被害人年齡或者讀書情況的案件2件;雙方未提及被害人年齡但提及被害人正在讀書的1件。此外,被害人年齡登記出錯的案件2件。

二、“主觀明知”司法認定的爭議問題

實務中,因在判斷性侵行為人是否明知對方系幼女方面存在分歧,導致類似案情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掌握的標準不同,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罰等法律適用不統一的情況時有發生,嚴重影響司法公正和司法權威。

性侵行為人對幼女年齡是否主觀明知,關系是否構成犯罪。性侵行為人常常辯解其不屬于“明知被害人系幼女”,在此情況下,司法機關缺乏規范的證據收集標準,也尚未形成科學的證據采信標準。其次,就目前立法規范而言,對性侵幼女案件主觀明知的認定標準過于模糊。最后,從案件關注度來看,性侵幼女案件社會關注度高,且容易引發輿情。學者對關于性侵12周歲至14周歲幼女的主觀明知問題也持不同觀點——一部分學者持嚴格責任觀點,認為在此責任條件下,檢察機關無需證明性侵行為人是否有性侵害不滿14周歲幼女的故意,可直接推定性侵行為人主觀明知,性侵行為人也不能為自己無過錯做辯解;部分學者持推定責任觀點,即在性侵行為人性侵害12周歲至14周歲幼女后,對其主觀犯意一般性推定存在,除非性侵行為人能夠提出有效反證,否則“明知”成立,構成犯罪。

經統計,近三年N市所辦理的性侵12周歲至14周歲幼女案件中,關于“明知”問題的認定爭議主要集中在信息判斷爭議、年齡矛盾爭議、認知義務爭議三類問題。在信息判斷方面,性侵行為人在與被害幼女認識、交往過程中,雖不知其準確的出生年月,但掌握了一部分關于被害幼女身份、就學等方面的信息。此類情況下能否根據性侵行為人掌握的信息判斷其主觀上明知被害人系幼女,存在較大爭議。換言之,性侵行為人掌握的信息需達到何種程度才能認定其主觀上明知被害人系幼女的判斷標準尚無法統一。在年齡矛盾方面,因被害人謊稱年齡或者官方登記出生信息錯誤等,性侵行為人掌握被害人的年齡信息與被害人的真實年齡相互矛盾,這種情形下能否認定性侵行為人主觀上明知被害人系不滿14周歲幼女,存在較大爭議。在認知義務方面,一方面,性侵幼女的犯罪主體包括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兩者辨別能力存在差異,對主觀明知被害人系幼女的認知義務是否應當予以區分存在爭議;另一方面,性侵行為人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或基于戀愛關系、或基于性交易、或為了尋求刺激,是否應當根據動機不同對性侵行為人主觀明知被害人系幼女的認知義務予以區分,也存在爭議。

三、性侵幼女案件“主觀明知”認定的路徑優化

一是在程序層面,應當建立規范的“明知”證據收集模式。一方面,要全面收集涉及“明知”的證據。如調取性侵行為人、幼女以及其他證人的言詞證據,再結合案發時幼女的照片、視頻等資料,綜合判斷幼女的身體發育情況;結合旁證,如熟悉幼女的證人,去了解幼女的言談舉止;從幼女與性侵行為人見面、發生性關系時是否穿著校服、佩戴校徽、背書包等方面,進行判斷。另一方面,要從程序上規范證據收集標準。如取證程序合法,即所有涉及主觀明知的證據,無論是詢問、訊問、調取書證、電子數據等,均須按照刑事訴訟法對證據的標準要求展開;及時全面收集證據,案發后對雙方通過社交軟件交往情況,相關視頻、照片,被害人身高、體重及穿著等情況進行取證固證;偵查階段建立專人專辦機制,建立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制度等。

二是在證明模式上,以經驗法則為中心構建“明知”的證明邏輯。在性侵幼女案件的證據選項中,尤其是在一對一的言詞證據中,如何運用推定方法確定案件事實,考驗著司法者的智慧。亟須建立證據采信的一般規則,對性侵行為人是否明知被害人是幼女的事實作全面、客觀、準確判斷。根據最高檢第十一批指導性案例,對于性侵未成年人事實的認定,可以結合經驗法則進行判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較為單一的證據體系更需運用經驗法則去重構犯罪事實。同時,為了保證經驗法則的客觀性,應當允許性侵行為人提出反駁,從程序上保障其抗辯權。

三是在實體層面,多維度明確推定“明知”的認定標準。第一,羅列常見情形。當性侵行為人與12周歲至14周歲幼女發生性關系,且存在以下7類常見情形時,應當推定其主觀上明知被害人系不滿14周歲幼女,以此進一步明確“明知”標準,加強對幼女的特殊保護:明知被害人讀初中或者小學;明知被害人當年在14歲左右;明知被害人15歲;社交軟件顯示被害人讀初中或在14歲、15歲;明知被害人尚未成年但未進一步核實年齡;被害人報大年齡,但能看出其與真實年齡不符,未進一步核實;其他可能知道被害人是幼女的情形。第二,區分認知義務。對于否認不知被害人是幼女的性侵行為人,應當嚴格控制出罪,也應區分認知義務:一方面,根據性侵行為人的年齡和認知能力區分認知義務;另一方面,根據性侵行為人與被害人發生性關系的動機區分認知義務。

(本文系2022年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業務課題研究優秀調研成果)

(作者單位:浙江省寧波市人民檢察院、象山縣人民檢察院、慈溪市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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