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福爾摩斯，浮現在大家腦海中的可能是一位頭戴獵鹿帽、嘴叼煙斗、肩披斗篷的紳士偵探。他穿梭于倫敦霧氣彌漫的大街小巷中，破獲一起起神秘離奇的案件。福爾摩斯的名字成為偵探的代名詞，聞名世界。

而大名鼎鼎的福爾摩斯，其實與中國早有淵源，1896年，這位風靡全球的神探就已經乘著西風東漸的大潮，漂洋過海來到了中國。1916年，中華書局推出第一個中文版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為福爾摩斯小說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了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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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華書局在線上舉辦了“首部中文版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出版107周年暨插圖珍藏版分享會”，邀請了《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插圖珍藏版)》的譯者李家真、民國偵探小說收藏家華斯比、偵探小說研究者劉臻以及中華書局編審徐衛東，分享了福爾摩斯系列在中國的譯介和出版歷程。

1916年，福爾摩斯小說首個中文版全集出版

1896年，單篇福爾摩斯小說被翻譯成中文，連載于晚清維新派主辦的《時務報》。接著又有更多偵探小說被引進，廣為流行。為了適應當時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在最初的翻譯中，譯者把小說中的第一人稱敘述改成了第三人稱全知視角，貼近中國本土“公案小說”的形式。后來，這種情況隨著讀者逐漸適應西方的文學表達方式而有所改變。雖然翻譯上存在諸多問題，但西方偵探小說在中國的譯介，確實起到了“開啟民智，教化社會”的作用。

關于1916年福爾摩斯小說首個中文版全集，徐衛東介紹，在普遍認知中，中華書局專注于古籍出版，但1949年之前的中華書局其實是一家綜合性的出版機構，書籍內容涵蓋文史哲、軍事、地理、醫學、經濟等領域。

在各大出版社紛紛刊發福爾摩斯短篇小說時，中華書局負責人意識到這部小說的價值，組織起十位優秀的翻譯家，其中包括主編劉半農，還有被譽為“東方的柯南·道爾”的程小青，著名報人嚴獨鶴，著名作家陳小蝶、周瘦鶴等人。他們用淺近的文言文翻譯整理出十二冊合集。這套全集大受歡迎，二十年間不斷重印。據偵探小說研究者劉臻所知，當時中華書局版本的福爾摩斯全集傳播到了日本，受到“推理小說之父”江戶川亂步的好評。

民國時中華書局設有英文部，主要編譯域外小說，首版福爾摩斯全集的很多譯者都曾在此工作。比如新文化運動主將劉半農就曾在中華書局擔任編譯員，翻譯了很多通俗和偵探小說。他曾撰寫柯南·道爾小傳和全集的后記，對其評價很高，認為“讀后能夠開啟讀者的智慧”。他也創作過一些偵探小說，比如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假發》，以及從公案小說向偵探小說過渡的白話偵探小說系列，還有講述福爾摩斯來華探案遭遇失敗的滑稽小說《福爾摩斯大失敗》等。

譯者李家真談《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插圖新注新譯本”翻譯

2012年，中華書局與福爾摩斯再續前緣，推出了《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插圖新注新譯本”。

這套書的譯者李家真介紹自己翻譯的工作時稱，他查閱了諸多資料也核對了很多細節，比如他將第一章標題“血字的研究”改為“暗紅習作”，既是基于對當時英國用詞習慣和文學風格的考察；也回應了正文中福爾摩斯對于“藝術詞藻”的一句調侃，有著充足的依據(詳見《中華讀書報》2015年7月1日16版李家真所撰《關于〈暗紅習作〉的翻譯》)；此外，他還根據英文底本中的拼音以及相關史料，將出現在小說《顯赫的主顧》中的中國人“唐寅”的名字改成了“唐英”。在他的研究中，唐英是雍正乾隆年間的景德鎮督陶官，他奉旨寫作的陶瓷制作書籍《陶冶圖》，早在1899年就被譯介到英國，而英國的博物館也收藏著帶有唐英款識的瓷器，廣為聞名。因此柯南·道爾的小說中引入此人，便不足為奇了。

另一個翻譯難點，在于如何還原維多利亞時代的語言風格。李家真認為，福爾摩斯全集的寫作歷程長達四十年，所以在小說中不僅能看到維多利亞時代的風情，還能看到大英帝國在這段歲月中經歷的社會變遷，比如倫敦人口的變化情況，電話、電燈等電訊設備如何普及，汽車等交通工具如何演進等現實歷史。譯者需要順應這種變化，在用詞方面也要符合時代特征，不能用太現代的詞，以便更好地體現社會風貌。

對于翻譯中涉及的本土化傳播問題，李家真也作了說明。遇到英國傳統中約定俗成的事物或者耳熟能詳的典故時，李家真覺得需要向中國讀者補充說明，以便清除閱讀障礙。此外，一些外文注解的立場是針對西方讀者而設立的，其價值取向和呈現效果并不能讓中文讀者滿意，所以譯本要采用中國讀者能夠接受的方式，增加適合中國讀者了解的內容。

2022年，中華書局在2012版的基礎上推出“插圖珍藏版”。

在編譯方面，譯者李家真花費了一年的時間，調整了將近一半的句子，讓文句更加流暢自然，有節奏感。同時修訂諸多細節，如根據英文原意，將《暗紅習作》中的“軍人”(army)改為“陸軍”，更能明確人物身份；根據英國中下層民眾常常將“V”讀成“W”的口頭表達習慣，將“wiper”抹布改為“viper”蝰蛇，使之更符合語境。

新版本中，對于一些地名也進行了修改。比如過往一般將英國新聞業中心所在街道“fleet”翻譯為“艦隊街”，但李家真了解到，這條歷史悠久的街道地名采用的是古英語，也就是“潮水”的意思，所以他將其改為“潮漲街”，令其更加符合原文語境。

李家真在此次修訂中盡力做到細致全面，為讀者掃清閱讀障礙，增補近300條注釋，總共約1500條。

活動中，嘉賓們分別講述了自己閱讀福爾摩斯故事過程中最難忘的體驗。

華斯比對福爾摩斯系列創造的“日常之謎”這個推理小說類型深有感觸，表面上平平無奇的日常事件之中，已經巧妙地隱藏了犯罪分子的軌跡。這種手法被后來的偵探小說乃至當下的國產懸疑劇廣泛借鑒。李家真則對福爾摩斯小說風趣幽默的語言風格印象深刻，反復閱讀仍趣味不減。另外，小說塑造了一個立體多面的福爾摩斯形象，在多種情境下展現其性格特征。比如被祝賀成功破案時的熱淚盈眶，看到華生被打傷后的真切關心等細節，描繪出一個復雜而鮮活的福爾摩斯。

分享會最后，主持人與一位來自清華大學推理協會的福迷連線交流。這位“福迷”提出“中國是否可能出現福爾摩斯這樣的世界級偵探IP”的問題，對此，華斯比認為來自《大唐狄公案》的“神探狄仁杰”，可以稱得上是世界范圍內知名的“東方福爾摩斯”。很多當代作家都寫過狄仁杰探案的故事，網絡大電影中各種狄仁杰形象層出不窮。中國如果想出現偵探形象的大IP，需要和本土文化深度結合，創造出有中國元素和本土特色的名偵探。比如小說《偵探福爾，字摩斯》雖然借鑒了福爾摩斯的形象，但卻實現了在地化轉換，與香港歷史現實結合，呈現出原汁原味的中國故事。

李家真從現實條件變化的角度指出，創造神探IP需要從中古到近代的歷史文化中尋找資源，因為在技術高度發達的當下，人本身的智慧變得稍顯遜色，擁有智慧的人不再容易被“神化”。時下最新的偵探小說如邁克爾·康奈利的作品，都是表現一位有正義感和人情味的主人公，而不是一個“神探”。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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