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張伯禮：生為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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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慈善家雜志記者 陳柯宇

這是75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國醫大師張伯禮的工作常態。他恢復了一周三個半天在醫院坐診，還得見縫插針地去開各種專家研討會。對于新冠疫情的關注依然是他的日常。

張伯禮 MORE x JOLI studio 攝

疫情這三年

“雖然我們打贏了這場疫情阻擊戰，但對這個病毒我們還是了解得太少了。”他如此感慨。

他說，自己站著、坐著、躺著，都在思考這些問題。事實上，這三年來，疫情幾乎占了他大部分精力。

2020年1月23日，因為新冠病毒在武漢率先迅猛傳播，整個城市很快進入封城狀態。隨后，各大城市陸續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全國局勢驟然緊張起來。這一天，張伯禮在天津出席新聞發布會，提出“中醫藥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幾天后，大年初三，作為緊急成立的中央赴湖北指導組專家組成員，張伯禮接到急召令，風塵仆仆趕到武漢。他前往定點醫院、社區實地了解病情。

在實地調查后，張伯禮做出判斷：應對“四類人群”(確診、發熱、疑似、密接)采取分類管理、集中隔離的措施；對集中隔離的疑似、發熱患者采用“中藥漫灌”的治療方法，給予清熱祛濕為主的中藥湯劑。后來，這些措施成為全國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部分。

當時，新冠病毒作為人類所遭遇的全新挑戰，沒有特效藥，沒有疫苗，張伯禮團隊采取網絡視頻對全國20多家醫院2000余例新冠確診患者進行癥候學調查分析后，與專家組一起篩選出了“三藥三方”(金花清感顆粒、連花清瘟膠囊、血必凈注射液、清肺排毒湯、化濕敗毒方、宣肺敗毒方)，后來這些藥方被編入國家版診療方案。

2020年3月，張伯禮(中)來到武漢江夏普安山康復驛站為康復人員看門診。張暢 攝

早在2003年“非典”時期，張伯禮就曾率團隊用中醫藥方法救治，而這一次面對新冠疫情，中醫藥不但發揮了作用，還成為一支主力軍，張伯禮還帶領國家中醫醫療隊整建制承包江夏方艙醫院。

2月11日，張伯禮率團隊進駐江夏方艙醫院。然而，就在進入方艙醫院沒幾天，他便因為過度勞累導致膽管結石嵌頓，不得不進行膽囊摘除手術。術前，依照醫院慣例，需要征求家屬意見，張伯禮怕家人擔心，自己簽字，不讓告訴家人。

術后，張伯禮兩腿出現血栓，需要靜養至少兩周才可出院，他干脆在病床上架起了小桌子辦公，修改方案、參加視頻會議、指導醫護人員、回答患者的咨詢，一刻也不停。張伯禮打趣說：“肝膽相照，我把膽留在了這里。”術后沒幾天，他又回到了江夏方艙醫院。

“害怕、恐懼，都沒有。”談起這一次臨危受命，張伯禮就這樣輕描淡寫地總結。不過，武漢也讓這位感情不外露的長者兩次落淚：第一次是在武漢宣布解封以后，當年5月份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天津代表團會上，張伯禮回憶起這段經歷，不禁哽咽了起來；一年后，他再次回到武漢，觸景生情，不禁流下了眼淚。

2021年4月9日，張伯禮院士重返武漢江夏方艙醫院所在地，觸景生情，不禁流下了眼淚。張暢 攝

2020年9月8日，張伯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被授予“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

此后，張伯禮一直沒有離開疫情第一線。2022年春季上海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張伯禮趕到上海，主持制定了《上海市老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中醫藥救治工作專家共識》等5個診療指南，在上海疫情一線工作了36天。

2022年12月，優化和調整疫情防控措施后，北京疫情最膠著的時候，張伯禮也在緊密觀察著疫情的動向。

至于張伯禮自己，去年底感染潮來臨時也“陽了”。“癥狀比較輕，一直沒有發燒，渾身有點疼、嗓子干、咳嗽，一個星期就基本恢復了。”如同在武漢時做膽囊炎手術沒有告知外界一樣，張伯禮這次也是悄悄“陽”的。“武漢那次是為了穩定軍心，這次也一樣，感染過了我才告訴大家。而且我自己的經歷也能給公眾起到‘穩定劑’的作用，讓大家不必恐慌。”

張伯禮為這三年感到欣慰，“一是我們不斷與病毒斗爭，取得了較好效果；二是中醫藥被廣大公眾認可了，發揮了更大作用”。

2022年7月，中醫藥關鍵技術裝備先行先試推進會在廣州舉行，張伯禮院士在會上發言。陳楚紅 攝

乘勢而為

2022年，張伯禮被授予“國醫大師”的稱號，這是中醫藥行業的最高榮譽稱號。

“我這一生一直學習和研究中醫藥、從事中醫藥工作、宣傳推廣中醫藥，從未想過會從事中醫藥以外的職業。我覺得我是為中醫藥而活的。”

而這一切始于偶然。

1948年，張伯禮出生于天津市一個普通家庭，為家中長子。16歲那年，張伯禮考入了天津市衛生學校。在一個冬日的雪夜，有一位年輕人突發急性腸梗阻，按理需要立即送至40公里外的醫院進行手術，然而大雪封路，無法運送。危急時刻，鄉里的一位老中醫大夫開了一劑大承氣湯，排出很多大便，病人很快轉危為安。

這件事對少年張伯禮的觸動很大。“就那么幾味藥，怎么有那么好的效果呢？中醫竟有這般挽救生命的奇妙能力。”他暗自思索，覺得中醫有著無限魅力，他的興趣點也轉向了中醫。剛開始，他一邊自學，一邊跟老中醫請教；兩年后，他便爭取到“西學中班”兩年脫產學習的機會，踏上了中醫追夢之旅。

1979年，中國恢復了研究生制度，張伯禮以高分考取了天津中醫學院(天津中醫藥大學前身)的首屆碩士研究生。那一年，張伯禮31歲。

張伯禮畢業后，一邊在醫院坐診堅持臨床，一邊留校任教，一邊開展中醫藥科學研究。上世紀80年代，他取得了一系列中醫現代化研究成果，承擔了高粘滯血癥、中風病高危因素及先兆癥、血管性癡呆的系統研究，制定了分型標準和診治方案；創立了腦脊液藥理學方法，揭示中藥對神經細胞保護作用機制等。

上世紀90年代初，張伯禮創立了全國第一家中醫工程研究所，開展了舌象色度學和舌底診研究。他還改進中藥制劑及制備工藝，衍生出了中藥膠囊、片劑、注射劑等多種劑型。當下被大眾所熟知的“復方丹參制劑”等中成藥，包括此次疫情中廣泛應用的“宣肺敗毒顆粒”，均是張伯禮的研究成果。

張伯禮主持的多項課題成果獲得了國家的重視。據資料顯示，張伯禮在2000年之后完成了30多個中藥品種的二次開發，使年銷售額過億元(人民幣，下同)的中藥品種從兩個增加到13個，核心技術推廣應用于全國19個省市近百家企業。

“中醫藥產業的年產值從過去每年只有幾百億元，飛躍到了8000億元的規模，中醫類醫院診療量占全國醫院總診療量比重從原先只有8%，現在是17.5%。”回望這一路，張伯禮對自己的努力所達到的成果相當欣慰。

“察勢者智，馭勢者贏，能駕馭形勢的人才能取得最后勝利，中醫藥事業亦如此，我們應該乘勢而為。”他用這番蘊含哲理的話語總結道。

2022年7月，張伯禮在成都中醫藥大學出席千種本草基因組計劃發布會暨研究聯盟成立儀式。張浪 攝

勇搏精神

中醫是一項非常注重傳承的事業，近幾年張伯禮開始有意識地培養一些年輕人。2009年，張伯禮在天津中醫藥大學成立了一個“勇搏勵志班”，旨在培養新的中醫人才。

這個班上學生需要自覺遵循一系列嚴格的規定，比如每天早晨必須6點半準時起床，準時參加晨練，在操場上跑圈與打太極拳，結束后回到教室開始早自習，朗讀《湯頭歌》《藥性賦》等中醫古籍。此外，每學期也有一系列考評指標，包括在食堂排隊時不可插隊、每學期要讀幾本書籍、參加幾次公益活動等。但凡學生沒有做到其中任何一項，就會被班級除名。

“如果能堅持一年，我會頒發一張證書給學生；如果能堅持4年時間，學生畢業時我會為他寫一封求職推薦信。除此之外，不會有任何評獎學金、加分、提拔班干部等方面的好處。”

堅持下來是很困難的，以2009級勇搏班為例，一開始，1500多名新生中有近1100人自愿加入，一年過后還有500余人，再過一年，僅剩大約300人了，再過一年，就只剩下200余人。“大多數學生都敗在了北方寒冬時節清晨6點多準時起床上。”張伯禮努了努嘴，表示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

不過也有部分學生堅持下來了。其中一位學生給張伯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名學生在學期結束的感悟信上寫道：“初入校園時，我背著一個書包、拉著一個行李箱，畢業了離開時我仍是這些行李，東西沒變，變了的是我自己。經過4年在勇搏班的歷練，我已經不再軟弱，不再孤單，張伯禮校長給我的推薦信也‘無用’了。因為我知道，即使前途會有困難，我也一定能夠克服。”

張伯禮。盛佳鵬 攝

張伯禮說，他通過勇搏勵志班以“精神激勵”的方式做公益。而在“物質激勵”方面，張伯禮創立了“勇搏基金”，給這個班里家境困難但努力學習的學生頒發獎助學金。

張伯禮介紹，“勇搏基金”的大部分資金來自他所獲的各類重要獎項，例如“吳階平醫學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等，這些年他將這些獎金陸續捐給了勇搏基金，大概有六七百萬元，此外還有一些企業的捐贈。貧困生因此每年可獲幾千元不等的獎助學金。

不過張伯禮認為，這只是“杯水車薪，資助額度太少”。他設想未來將勇搏基金的體量擴展至千萬元級別，以后還把企業捐贈也納入進來，統一形成“中醫藥發展基金”，使更多有志中醫的年輕人得到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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