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被負債”數千萬元后……

(資料圖)

辦案組在討論案情。

承辦檢察官向案件當事人了解情況。

檢察官前往案涉企業回訪。

“檢察機關的有力監督解決了困擾企業多年的巨額債務糾紛,為企業帶來重生的機會,我們會繼續努力,爭取新的發展空間……”今年5月19日,湖南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某向前來回訪的湖南省長沙縣檢察院檢察官再次致謝。

企業發現“被套路”申請監督

對范某來說,2018年的春天終生難忘——伴隨著料峭春寒而來的,是一筆從天而降的巨額債務。

“我是長沙縣法院執行法官,因你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申請人已向我院申請強制執行,現我院依據生效法律文書對你公司采取強制執行措施。”看著不期而至的執行法官,范某蒙了。

執行法官拿出一份2017年5月3日長沙縣法院作出的民事判決書。該判決書顯示,某科技公司需向債權人劉某償還借款本金1746萬余元及所產生的利息1041萬余元,后續利息以1746萬余元為基數,按年利率24%的標準從2017年3月25日起算至借款實際清償之日止。

眼看公司財產被查封,范某等某科技公司經營管理人員連呼冤枉:“公司明明只向劉某借款609萬余元,怎么就變成借款1746萬余元了?”

事情要從2014年說起。某科技公司因資金困難,曾先后兩次向劉某借款,本金共計609萬余元,這兩次借款均是由范某向劉某出具的借條,且雙方未約定利息。2016年下半年,劉某向某科技公司索債,但該公司無力償還,只能被迫按劉某要求,于2016年11月22日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范某變更為劉某的妻弟袁某甲,并將公司75%的股權交由袁某甲代持,以此作為公司的債務擔保。

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某科技公司,本以為這樣就可以稍作喘息,不料,2017年3月25日,劉某竟持借款合同、借據、股東會決議等資料,到長沙縣法院起訴了某科技公司,要求其償還借款本金1746萬余元及相應利息。

從未在某科技公司上過一天班的法定代表人袁某甲,就這樣在該公司其他經營管理者均不知情的情況下,出席了法院的一審庭前會議,而且在庭前筆錄中對原告劉某主張的債權全部予以認可,對劉某提交的證據沒有提出任何疑問。

一審開庭時,袁某甲缺席庭審,因其自行簽收開庭通知書后并沒有告知某科技公司其他人,最終,該公司無其他任何人出庭應訴。

2017年5月3日,長沙縣法院作出了前述一審判決。袁某甲收到該一審判決書后,依舊沒有告知某科技公司其他人員,致使范某等該公司的實際經營管理者直到法院強制執行時,才知道公司已經成了被告。

“被套路了!”回過神來的某科技公司開始奮起維權,在向公安機關報案的同時,先后3次向法院申請再審,并向法院提交了司法鑒定資料,力求證明借款合同等該案主要證據材料上所蓋的某科技公司公章和“劉某甲”(范某之父,于2013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間擔任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私章系偽造,但均因證據不足未得到法院支持。

檢察官核查借款資金的來龍去脈

2020年1月7日,某科技公司向長沙縣檢察院提交了監督申請書。

受理該案后,承辦檢察官迅速前往法院調取相關案卷。認真審查作為主要證據的借款合同后,檢察官發現,劉某主張的1746萬余元本金由數筆資金組成,即2014年、2015年,劉某通過自行轉賬和委托案外人某實業公司轉賬的形式,分別轉給某科技公司300萬元、309萬元;2014年8月18日,劉某向案外人某工貿公司轉賬500萬元;2014年9月11日,劉某向案外人某商貿公司轉賬500萬元。此外,2014年,劉某還分兩次向某商貿公司分別轉賬130萬元、7.7萬元。

當承辦檢察官向雙方當事人調查情況時,劉某補充提供了兩份由范某簽字的借據復印件。劉某稱,金額為500萬元、落款時間為2014年9月10日的借據,用于證明2014年9月11日他轉賬給某商貿公司的500萬元屬實;金額為640萬元、落款時間為2014年12月20日的借據,用于證明他曾分兩次轉賬給某商貿公司的137.7萬元和轉賬給某工貿公司的500萬元屬實。

當承辦檢察官找范某求證時,范某承認,劉某后來拿出的那兩份借據的確是自己簽的字,但他是受到劉某威脅才簽的,他個人根本沒拿到錢,那些錢也壓根沒流入某科技公司賬戶,銀行流水明細能證明這一點。

“你來看一下長沙縣法院案卷內落款時間為2015年6月26日的借款合同,這份合同是否屬實?”承辦檢察官問范某。

范某當即表示從未與劉某簽過此合同。“我不認可這份借款合同,只認可我們借的那609萬元借款。”范某非常肯定地說。

了解完上述情況后,承辦檢察官明確了辦案思路:除去當事人認可的609萬元借款本金,劉某所主張的其余借款本金,表面上看均沒有流向某科技公司。要證明其余借款是否實際為某科技公司向劉某的借款,必須一筆筆查清其余幾筆借款的來龍去脈。于是,承辦檢察官展開了進一步調查。

在對某商貿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劉某乙的調查中,劉某乙稱,因某商貿公司已停止經營幾年了,其財務記錄無法提供。對于劉某轉給某商貿公司的兩筆共計137.7萬元的款項,不記得這些錢是否轉給了范某,只記得范某成立了某開發公司需要融資,故劉某轉賬給某商貿公司500萬元,并委托該公司將資金轉給了某開發公司。

“某商貿公司轉的那500萬元,是劉某投資開發公司的錢,不是某科技公司的借款!”承辦檢察官詢問范某時,范某明確表示。

檢察官細致梳理了各項證據資料,發現沒有充足證據證明劉某分兩次轉賬給某商貿公司的137.7萬元是什么性質和作用,更無法證明這筆錢跟某科技公司有關;劉某另行轉賬給某商貿公司的500萬元實為劉某以某商貿公司的名義投入某開發公司的投資款。資料顯示,該項目實際投資總額為2500萬元,某商貿公司、某開發公司的合作協議,銀行交易記錄,劉某乙的證言,劉某、范某的陳述等均可證明。

范某告訴檢察官,后來因為投資的事,某開發公司還被某商貿公司告上了法庭。為力證清白,范某向檢察官提供了長沙市中級法院于2016年11月21日形成的民事裁定書、民事調解書,某商貿公司與某開發公司簽訂的調解協議,以及分別證明劉某與某商貿公司有關聯關系和資金往來的合作協議、企業公示信息、身份證信息等多份書面證據。

范某承認,他個人與劉某還存在多筆借貸往來,相關的借貸糾紛經長沙市天心區法院審理過。

檢察官仔細查閱了天心區法院關于劉某、范某、某科技公司民間借貸案件的民事判決后,發現相關資金中并不包含落款時間為2014年9月10日的那張借據所涉的500萬元借款。

“該筆借款發生在2014年9月,某科技公司的時任法定代表人是劉某甲,而且資金直接轉入某商貿公司,難以認定該款項用于某科技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檢察官分析道,“如果按雙方認可的范某當時是某科技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將范某所欠500萬元債務轉給某科技公司承擔的前提是由劉某、范某和某科技公司簽署債務承繼相關協議。但劉某沒有提供相關證據予以證實。”

調查至此,劉某所主張的1746萬余元借款本金中,僅剩轉給某工貿公司的那筆500萬元無法認定其性質。這筆錢會是某科技公司向劉某的借款嗎?

承辦檢察官詢問劉某時,他表示,范某曾以某工貿公司的銀行貸款到期需要墊資過橋為由,向自己借款,所以自己給某工貿公司轉了500萬元。檢察官繼續向某工貿公司求證,發現某工貿公司在收到500萬元的次日,已按劉某的要求向與其關聯的某機械公司開具了1000萬元承兌匯票用于還款,而某機械公司則于同日將500萬元轉賬給了為劉某提供該過橋資金的某實業公司。某實業公司法定代表人楊某對此予以證實,某工貿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財務人員也提供了劉某一方財務人員發送的收付明細表,此外,銀行進賬單、承兌匯票復印件等交易證據,也都可以予以佐證。

“根據現有證據資料,雙方均認可的609萬元借款證據確鑿,其余轉賬給某商貿公司和某工貿公司的資金難以證明跟某科技公司有關。”承辦檢察官作出判斷。

借力司法鑒定查清疑點

在對證據資料的深挖細查中,檢察官還發現了一些疑點:比如,落款時間為2015年6月25日的股東會決議顯示,股東會決議向劉某借款1746萬余元用于公司流動資金并由“劉甲某”辦理借款手續,該決議文書尾部僅有劉某甲蓋的私章,無其他股東蓋章,無任何人簽名;再如,落款時間為2015年6月26日的借款合同和借據正文手寫內容均由劉某書寫,下方僅有某科技公司印章和劉某甲的私章。

“為什么股東決議會把法定代表人的名字寫錯?為什么3份資料上都沒有公司管理人員的簽名?”檢察官發出質疑。

基于以上情況,檢察機關對案涉借款合同、借據、股東會決議等資料的真實性也產生了懷疑,遂于2020年4月向司法鑒定機構發出筆跡鑒定委托。

司法鑒定機構就資料上劉某書寫筆跡形成時間進行鑒定。鑒定發現,該筆跡大約于2016年10月形成,而此時,某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范某,而非合同上簽章的劉某甲。

匪夷所思的是,劉某在原審、申訴審查、檢察機關申訴審查時均表示,該合同形成于2015年6月26日,而在2020年5月接受公安機關詢問時卻改口稱合同形成時間不確定。

檢察監督促成再審改判

由于劉某的說法前后矛盾,而且無法提供有力證據證明自身主張,承辦檢察官根據所調查了解到的情況判斷劉某等人很可能涉嫌虛假訴訟,于是將該案提交檢察官聯席會議進行了深入討論和研究。

因該案一審民事判決和相關民事裁定均已生效,長沙縣檢察院在向公安機關移送線索的同時,于2020年6月23日向長沙市檢察院提請抗訴,長沙市檢察院審查后向長沙市中級法院提出抗訴。2022年3月24日,長沙市中級法院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面對鑒定意見,劉某在一審法院重審時承認借款合同的落款時間系補簽,合同的實際簽署時間在2016年。

2022年7月20日,長沙縣法院經重審作出一審判決:被告某科技公司在該判決生效后15日內償還原告劉某借款本金609萬元,并按年利率6%的標準支付從2017年3月17日起計算至實際清償之日止資金占用期間的利息,駁回原告劉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劉某不服該判決,向長沙市中級法院提起上訴。今年4月5日,長沙市中級法院作出駁回劉某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至此,這起歷時6年多的涉企借貸糾紛得以解決,甩掉包袱的某科技公司終于可以回歸正軌、輕裝上陣。今年5月5日,范某和某科技公司兩名股東專程向長沙縣檢察院送上錦旗和感謝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虛假訴訟犯罪懲治工作的意見》,為我們依法懲治虛假訴訟提供了科學有力指導。”長沙縣檢察院第四檢察部主任楊榮華表示,“2020年至今,長沙縣檢察院共辦理民間借貸、房屋買賣等領域虛假訴訟監督案件9起,涉及資金6000余萬元,為長沙縣更好打造營商環境4.0版貢獻了檢察力量。”

“今后,長沙縣檢察院將依托與縣公安局和縣法院聯合建立的防范和查處虛假訴訟工作協作機制,繼續跟進該案的后續查辦工作,依法追究相關人員責任,切實做好辦案‘后半篇文章’。”長沙縣檢察院檢察長許瓊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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