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苑蘇文 實習生/韋婷

發于2023.1.9總第1076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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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法治人物 周光權

獲獎理由

他是連通中西的刑法學者，也是溝通理論與實踐的掛職副檢察長，還是推動死刑復核程序更為嚴謹的立法者。在這些光環之外，他最喜歡的身份是 “刑法教員”。2022年7月，在他任教20多年的清華大學，他被任命為法學院院長，從此清華園有了一位總愛騎共享單車的院長。犯罪記錄改變人的一生，他始終堅持慈悲之心，堅守罪刑法定，減少了“罪犯”數量，也造就了更穩定的社會。

作為刑法學者，周光權常懷慈悲之心。他說，刑法是懲處罪惡的重器，對人生殺予奪，用起來要慎之又慎，“運用刑法的人最該洞察蒼生疾苦”。為何是“最該”？他解釋：“運用民法處理糾紛，法官可以調解，雙方好商量；刑法下手最狠，所以最該保持謙抑，最該洞察蒼生疾苦。”

周光權微信上，用了小和尚的漫畫做頭像，漫畫小人睜著亮閃閃的大眼睛。他將學術感悟寫成詩歌，這是他從學生時代延續來的愛好，在一首詩中他寫道：“我原以為學刑法的人/全都背著明晃晃的刺刀/可是，我分明看見/下面掛著春天發芽的小花/……我做夢都想著的無非是/刑之無刑，充滿佛性。”

“刑法是為了限制處罰，確保定罪準確，把案子辦對而存在的。”他認為“刑之無刑”的含義是：只有定罪不是司法恣意的產物，處在人生“最艱難時刻”的被告人才能最大程度上不被冤枉。

走下三尺講臺，周光權還走入立法機構。他認為，立法與寫詩有共通之處，都要逐字推敲，力求精準，對立法來說，最重要的也是要心懷蒼生，防止公民的基本權利受到嚴重的不當限制，確保罪刑相適應，這也是憲法與刑法中的“比例原則”。

審判官的淚水

“在刑法的臉中，包含著受害人的父母、兄弟的悲傷和憤怒，也包含著對凡人的憐憫，更包含著對凡人將來的祈望，在充分理解凡人的犯罪動機的同時，不得不對他們的犯法行為動用刑罰，而這其中必然包含著審判官的淚水。”這是日本刑法學家西原春夫的一段話，常被周光權拿來引用。

在課堂上，周光權還常引用一句網絡流行語：“你辦的不是案子，而是別人的人生。”

刑事犯罪記錄影響人的一生，附隨后果還會株連子女。因此刑法是不到萬不得已時，絕對不能動用的公器。周光權緊盯生活中那些定罪范圍過廣、處罰畸重的現象，比如疫情的特殊情況下的刑案。

他指出，當下有兩類案件值得商榷，應考慮從寬處理：其一是因逃避防疫檢查引起的刑事案件，其二是一些妨礙公務的情況。

“逃避防疫檢查，是公眾處于對疾病的恐懼，本能抗拒檢查而采取的行為，這是符合人性特點的，盡管可能構成妨害傳染病防治罪，但在判刑時要體現從寬。”他說。而對于“妨礙公務”，他留意到，一些地方為防疫挖斷公路、把居民樓單元門封堵起來，還出現了沖入居民家中進行防疫檢查的情況。公民對這些不合法的公務行為采取反抗，看起來是“妨礙公務”，但也不應忽視公務執法的明顯瑕疵，應該從寬處理。

妨礙公務的對象應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周光權提出，如果是社區志愿者、物業保安或是居委會工作人員設卡檢查，而且只有這些人在場，公民因不服檢查或管制與他們發生沖突時，不應認定為“妨礙公務罪”。

“要考慮人性的弱點，兼顧天理國法人情。”他說，刑事政策運用是有限制的，刑事案件首先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則，當行為本身危害不大、刑法中沒有規定的，就不能定罪。“定罪的時候還要回歸常識和常理，如果普通人處于被告人的境地，出于對自身安危的擔憂，或對疾病的恐懼也會做出同樣反應的話，對被告人定罪就有點違反常理。”他說。

“這種理性的標準，就是疫情期間的案件在疫情結束后再回頭看，也不會有太大的偏差或出入。”周光權說，因此，對于之前偵辦，目前還沒有處理的涉疫情防控案件，就需要考慮疫情防控政策從嚴格到逐步寬松的變化。“那些犯罪畢竟是特定歷史時期、特定場景下實施的，需要理解犯罪人當時的各種‘迫不得已’，以更加近人情、符合人性的方式處理那些有特殊性的案件。”他說。

除了涉疫案件之外，周光權還把目光投向一些爆炸式增長、成為定罪“大戶”的案由，比如信用卡詐騙犯罪，在犯罪者迅速增長背后，是長期以來此類行為入罪門檻低，尺度掌握寬松。“有些透支行為的發生，與部分金融機構發卡不慎重、監管不嚴格有關，如果司法機關成為個別銀行的討債工具，就會造成司法資源嚴重浪費。”他指出，這類案件不少被告人被判處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他們中很多是年輕人或社會中下層人士，許多本應是游離于處罰范圍之外的人，突然背上罪犯的標簽后，就會成為社會的對立面。

2018年7月30日，在周光權的呼吁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主持召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全體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了對相關司法解釋的修訂。新的司法解釋大幅提高了(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對非法占有目的的限定更明確，規定“有效催收”且設置了很多條件。周光權指出，在新的標準下，每年將減少數以千計的“罪犯”，也倒逼某些金融機構慎重發放銀行卡。

“在其他國家，很多情況其實可以宣告個人破產，讓透支者承受沉重的代價，但不至于去坐牢。”周光權期望更先進的制度，對透支后走投無路的人進行“托底”，減少有罪化比例。

周光權致力于把憲法帶入到刑法中。在我國，解釋憲法、監督憲法實施的合憲性審查權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但他認為，這并不妨礙人民法院在司法過程中作出必要的憲法判斷。比如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及槍支、非法放貸、野生動物刑事保護等多個司法解釋中進行了合憲性調適，使刑事司法活動更加符合具有憲法位階的罪刑法定原則、責任主義的要求，也與憲法上的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相契合。

重構刑法學體系

周光權稱，自己決定踏入刑法研究之路時，前輩引導是重要原因。1988年，他考入四川大學法律系，但在大學前兩年，他對自己偏向哪個部門法沒有想法，直到與著名刑法學家伍柳村先生的相遇，后者是新中國刑法學的開創者。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伍柳村先生還在西南政法大學時，其刑法學課就“迷倒”無數學子，80年代末，他回到四川大學為研究生講課，當時還是學生的周光權常去旁聽，而伍老師在講座中對傳統因果關系的闡述，令他初識刑法學魅力。

1996年，在四川省司法廳工作了三年多的周光權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師從陳興良教授，并于1999年取得博士學位。陳興良帶他走入刑法學的“迷宮”，如今他徜徉其中20多年，但對刑法的迷戀和熱愛卻與日俱增。

上世紀90年代末走上學術之路后，周光權認為自己趕上了中國刑法的“黃金時代”。“我成為刑法學最近20年來突飛猛進的見證者、參與者而非旁觀者。”周光權認為，這些年來，所有與定罪量刑有關的關鍵問題都得到了深入討論，在參與對這些問題的討論過程中，他的學術視野更加開闊、理論體系更加完整，對刑法問題的理解也更加深刻。

中國刑法學在改革開放后逐步恢復和發展起來，但最初十余年的發展卻乏善可陳。周光權曾寫過一篇反思文章《無聲的中國刑法學》，文章指出，國內刑法學的通說犯罪構成要件理論是平面式的，與國外主流的“階層”理論很難交流，后者的理念專注于區分違法(行為性質)和責任(個人值得譴責)，因此中國學者即使參加國際會議，也無法與人溝通，是“無聲”的。

周光權回憶，當他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讀博士時，接受的大致是犯罪構成仍舊是要件組合理論。在1999年，他博士畢業，進入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書，并在2001年去日本名城大學法學部擔任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在這段訪學的經歷中，他開始接觸并逐步理解“階層犯罪論”的內容，開始有了反思。

“刑法學體系需要重構。”周光權認為，犯罪是由犯罪客體、客觀方面、犯罪主體、主觀方面組成，就像搭積木一樣做著加法，這種思考方式雖然構成簡潔明了、便于司法實務操作，但由于其機械化、拼湊式的邏輯架構，使得在面對現實中的疑難案件往往束手無策，并造成了與國際刑法學界在共犯、緊急避險等問題上對話的困難。

源自德日的“三階層”犯罪構成理論，已經影響了100多個國家。其采用階層式的、立體的方法論，由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和有責性構成，符合從客觀到主觀，從抽象到具體，從控訴到辯護的“對抗”的思維過程。周光權認為，這種思維更加嚴密，“是層層推進的”。

在他看來，中國刑法學學習借鑒蘇聯刑法理論，更著眼于懲罰、控訴，滿足于政權維護以及司法權暢通運行的需要，沒有給辯護人的辯護留出制度空間。“在建設法治國家的進程中，限制司法人員的權力是重要課題。”他說。

“要跳出刑法看刑法。”周光權發表了一批反思刑法學的論文和著作，包括學術論文《罪刑法定原則的觀念障礙與立法缺陷》《啟蒙與創新：當代刑法學者的雙重使命》，以及著作《刑法學的向度》《刑法總論》《刑法各論》等。

他還呼吁更廣闊的國際化的視角。“盡管中國完全不需要在德國、日本刑法學的后面亦步亦趨，但是了解德日刑法學者的研究動向，始終站在學科前沿思考問題，是我們無法推脫的使命。”周光權時常建議學生要學好日語或德語，或者出國交流，“用世界眼光打量中國問題，學一門語言就是打開了一扇窗。”

刑法教員

1999年，周光權進入清華大學法學院任教，在當時的清華，尚沒有專門講授刑訴法的老師，他就代為講授《刑事訴訟法》。這段經歷持續了三個學期，但直到現在，20多年過去了，在他的讀書會上，他還會特別要求學生關注刑法學和刑事訴訟法學交叉的問題。

刑法關注實體，刑訴法關注程序，兩者相輔相成，但后者更能代表“慈悲”的面貌。“如果沒有正當的程序，司法就不可能有正當的結論，即使勉強得出結論，可能也不符合現代法治理念，結論也是不正當的。”周光權說，在“無罪推定”的原則下，如果依照程序查不清楚事實，那么根據刑訴法的理念，就應當是“有罪就判，無罪放人”，要以實務為導向，兼顧刑事實體與程序。

周光權是程序正義的守衛者。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推廣學者掛職，溝通理論與實踐，在2007年11月30日，經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當時39歲的周光權被任命為北京市人民檢察院一分院副檢察長、檢委會委員，分管研究室和二審處。掛職檢察官后，周光權著眼于協助解決檢察工作中最困難最尖端的問題，其中就包括提高刑事二審程序的地位。

他發現，與一審程序相比，二審程序在立法上規定較為粗疏，司法解釋也較為欠缺，甚至對二審案件是否需要開庭審理，檢法兩家的認識都存有分歧。掛職擔任副檢察長之后，周光權牽頭組織了“刑事二審程序：難題與應對”的論壇，會上的研討在理論界與司法實務界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掛職擔任檢察官時，他時常出庭支持抗訴。有一次，吸引了北京9個區縣院的主管副檢察長和公訴處長在內的近80人旁聽觀摩。他將學術理念帶到了實務工作中，他所掛職的檢察院出具法律文書時，不再簡單按照傳統的犯罪構成“四要件”來敘述，而是更加注重說理，令當事人看到后“口服心服”。在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周光權又掛職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副廳長。

周光權還是一名資深立法者，全程參與國家立法近15年。2018年3月，他繼續當選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時，他還兼任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詢員、最高人民檢察院特邀監督員。

制定法條需要字斟句酌，有時僅是“可以”和“應當”兩詞就有生死之別。周光權常提起，在2012年底修改刑訴法時，他和幾名立法者就對最高法復核死刑案件中，對被告人的訊問問題展開討論。在起初的修正案草案中，規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可以訊問被告人”，“可以”沒有強制意味，即在判死刑前既可以見被告人，也可以不見。

“人死不能復生，死刑案一旦錯，就完全沒有回旋余地。”周光權認為，最高法核準死刑前，如果法官能親自去現場見被告人，也可以防止冤錯案的發生。于是，在他和幾位立法者的堅持下，“可以”訊問被告人改為了“應當”訊問被告人，使得會見成為必須要履行的程序。

然而，離開檢察院和立法殿堂，周光權最喜歡的身份是“刑法教員”。2022年7月，他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他剛上任，全國高校疫情防控力度不斷提升，在封閉管理的高校校園里，他既要安撫好師生的情緒，也要確保教學平穩推進。

新任院長沒有“官譜”。在清華園里，周光權依舊騎著共享單車忙碌地穿梭。他始終把自己定位為一個老師，并以自己累計騎行了2000多公里而有點“小得意”。

“感覺自己心態很年輕。”他自陳，喜歡和比自己年齡小很多的孩子們在“一塊兒混”，漫步在人來人往、頗有歷史滄桑感的校園里。“我時常有細若塵埃的感覺，感覺時間一不小心就從指尖溜走了。”因此無論多忙，他都會抽時間為自己指導的研究生開讀書會，一起閱讀最新的刑法學文獻、討論最新發生的案件、分析最前沿的刑法理論，以實現“教學相長”。

在學術之路上，只有選擇“寂寞”，才有可能修得深厚內功。周光權發現，凡是在刑法學研究領域里能夠堅持坐冷板凳的學生，后來的學術發展都相對比較好，而那些后來沒有取得相應成績的學生，往往是把學術研究作為一種苦差事，畢業離開學校，或評得一定職稱后就立刻放下了，既沒有保持閱讀的習慣，也沒有與時俱進地更換知識體系。

“法律家不但必須熟悉法律制度，同時還必須接受訓練，掌握使自己所作出的判斷能與神、佛的判斷盡量接近的本領。”周光權借用日本法學家西原春夫的話說。

他自己認為，刑法學習之路由自律和艱辛鋪就，但也是通往知識真諦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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